余则成的手从发报键上收了回来。
他看着教书先生按住电键的那只手。那只手骨节分明，指甲里嵌着粉笔灰。是一只教书人的手。
“你说得对。”余则成说。
他站起来，退后两步，靠在了墙上。
教书先生松开了电台。他弯腰从角落里拎出一个帆布包，把电台塞了进去。动作很轻，很稳。
“我带走。”他说。
余则成愣了一下。“你带走？”
“这个防空洞不能发报。但三公里外有一座废弃的水塔。民国二十六年日本人轰炸南京的时候炸塌了一半，但铁架子还在。我把电台搬到那里去，爬到塔顶发报。发完就走。”
“走得掉吗？”
教书先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蹲下来，整了整自己的长衫。然后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几块大洋，放在了刀疤脸面前。
“兄弟，拜托你一件事。”
刀疤脸看着那几块大洋，没有伸手。
“余先生是组织上最重要的人。如果我没有回来，你带着他往城西走。鸡鸣寺后山有一条旧防空壕通往城外，出口在紫金山北麓。从那里出城之后，一路往北，到六合县找一个叫陈老五的船夫。”
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在刻碑。
“先生。”刀疤脸的声音哑了。“你这是……”
“这是组织的纪律。”教书先生的语气很平，像是在课堂上念课文。“保护有价值的情报人员，是联络员的第一职责。我在南京做了三年联络员。这三年里，送走过七个人。我知道该怎么做。”
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其实最开始我不是联络员。我是南京大学的国文教员。三九年日本人打进来之后，学校散了。学生散了。我留下来，是因为走不了。后来组织找到了我。他们说，教书先生，你认字多，脑子清楚，帮我们传几封信行不行？”
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
“传着传着就传了三年。中间死了五个同志。有两个是我亲手送走的尸体。”
他站起来，看了余则成一眼。
余则成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手指在微微地抖。他想起了吕宗方。想起了在贫民窟地窖里听到的最后那两个字。想起了那个人临终前平静如水的眼神。
和教书先生此刻的眼神一模一样。
“你们共产党人都是这样的吗？”余则成的声音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