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街道办反映过三次，第一次让我回去等消息，没有下文。第二次我跪在门口不走，王主任出来说‘情况了解了，院里人都说是误会’。第三次街道办来大院走访，全院的人七嘴八舌说我‘脾气古怪’‘好撒谎’‘不知道感恩’。王主任走的时候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给街道添麻烦的问题少年。我去派出所也报过案，结果都一样——院里的人统一口径，说一切都是‘闹着玩’，‘误会’，‘这孩子不懂事’。”
钟国胜写到这儿，停了一笔，然后把最重的那句话写了上去。
“我活到现在这个样子，已经不成人样了，以上所述，句句属实，如有虚假，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钟国胜另起一行，开始写结尾。
“我父亲钟大山为保护国家财产和工友生命献出了生命。他是烈士，不是罪人。他的儿子不应该活活饿死在自家的地上。我今天写这封信，不是为我一个人写的。如果烈士的遗属都是这个下场，谁还敢为这片土地卖命？”
“这封信同时寄送：冶金工业部、四九城市人民政府、四九城市公安局、四九城日报社、四九城烈属办公室、最可爱的人。我是一个快饿死的人，我什么都不在乎了、饿死就饿死了，无所谓。但有一句话我今天必须说出来——不要让烈士流血，又让烈士的家人流泪了。这种事情，不该再发生了。”
钟国胜放下笔，把信纸拿起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一句情绪化的发泄，没有一句无凭无据的指控，全是大白话，全是事实。
钟国胜把信纸放下，又拿出一张新的信纸。
这封信需要抄好几份，同样的内容，同样的笔迹，每一份都要一模一样。
钟国胜重新拿起蘸水笔，把第一张信纸放在旁边当底稿，开始在第二张信纸上抄写，他的笔速不快，但很稳，每一个字都落得很实，写错了就重来，没有涂改，没有墨点，每一份都是干干净净的。
屋外的胡同完全安静下来了，台灯的昏黄灯光照着桌面，照着那一张张摊开的信纸，照着钟国胜那张蜡黄但眼神冷硬的脸。
钟国胜抄完最后一份的时候，手指已经僵了，手腕又酸又疼，把笔放好，活动了一下手指，然后把六封信整整齐齐地叠好。
没有信封。
钟国胜皱了皱眉，明天得去买信封，还有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