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霄没有睡意，坐在床沿上，点了支烟。
窗外的蛙声一阵一阵，像潮水般涌来又退去，搅得人心头不宁。他反复回想今天的事——吴县长办公室里的对话，还有电话那头小姨平静无波的声音。桩桩件件在脑海里走马灯似的打转，片刻也停不下来。
一个从未如此清晰的念头冒了出来：他要不要留在昆城？
来昆城快一年，他始终把自己当成“挂职干部”，是北京派下来锻炼的，迟早要回去。可此刻，他忽然不确定了。北京，他还回得去吗？就算回去，又能怎样？
他想起外经贸部的赵司长。表彰通报上没有他的名字，是赵司长压下的；考察团名单划掉他的名字，是赵司长的手笔；后来有人举报他收受小姨房产，组织要调查，唐宋说得直白——“老赵卡你表彰，就因你背景复杂。”
赵司长人不坏，就是保守。在他眼里，干部最重要的不是能力，是“可靠”。何为可靠？根正苗红、家世清白，无海外关系，无说不清的社会牵连。而李承霄，留美博士之子、香港有小姨、美国有教父，这般背景在赵司长眼中，就是颗不知何时会炸的定时炸弹，不如趁早搁置。
李承霄不怪他。身居高位，保守便是最稳妥的自保。可跟着这样的上司，他怕是十年也难升到正科。
昆城却不同。吴县长从不是保守之人，敢在虹桥机场竖广告牌，敢在香港报纸喊“欢迎来剥削”，敢在县委会上拍桌定调“谁拉来投资谁当主任”。他不是无畏，是把前途全押在了开发区上。这样的人，要的是能干事的帮手，而非背景干净的摆设。李承霄的海外关系，在赵司长那是隐患，在吴县长这，却是实打实的金矿。香港小姨能拉来几十万美元投资，这在昆城，是天大的筹码。
李承霄摁灭烟头，起身走到窗边。夜色沉沉，远处开发区工地的几盏灯，像零星萤火，忽明忽暗。
是时候做决定了。
不回北京了，就在昆城扎根。这里条件虽差，却离沪城近，也差不太多。
要怪，就怪自己和北京，终究没那份缘分。
半个月后，李承霄在办公室接到沈清兰的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带着一路风尘的疲惫，却依旧从容不迫：“承霄，我到了，住锦江饭店。”悬了半月的心终于落地，他应声“我马上来”。
吴县长正看文件，听闻沈清兰到了，二话不说递来车钥匙。县里唯一的公务车是辆上海牌汽车，却是昆城能拿出的最体面排场。司机老赵在传达室打盹，被叫起时还迷糊着，听说去沪城接人，揉了揉眼便发动了车子。
李承霄坐在副驾，身上是特意去上海置办的行头。友谊商店买的深灰色西裤，白衬衫也是友谊商店的，领口硬挺，皮鞋是去年在北京买的，擦得锃亮，看着还算周正。可一上车，他就觉出违和。老赵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磨出毛边，车厢里飘着劣质烟草与汽油的混合气味。这身刻意打扮，在这方局促空间里，竟显得有些滑稽。
车子晃晃悠悠上路。昆城到上海的路坑洼不平，老赵开得缓慢，两个多小时才抵达锦江饭店。李承霄让老赵在门口等候，独自走进大堂。
沈清兰坐在咖啡厅靠窗的位置，面前一杯咖啡早已凉透。她身着一身剪裁利落的米白色真丝短袖套装，领口缀着细碎的珍珠滚边，衬得气质愈发清冷干练。乌黑的长发一丝不苟地盘成发髻，露出纤细的脖颈与耳垂上那对红宝石耳钉——耳钉不大，却色泽浓艳、质地通透，在咖啡厅暖黄的灯光下，泛着温润又贵重的光泽。
李承霄的目光落在耳钉上，脚步微顿。这对耳钉，与母亲那条遗失的红宝石项链本是一套，项链没了，耳环却在小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