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宁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继续道：“我和你妈的事，日后可能会连累你。但农村天高皇帝远，斗争没有城里凶，消息也未必会传到那里。我打听过，乡下现在大多一个月才一次批斗会，多是走走过场，你忍一忍，就过去了。”
“知道了。”少年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李泽宁起身，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崭新的《毛泽东选集》，递到他手里：“别的书都别带了，说不定哪本就会被扣上反动的帽子。到了乡下，只带这一本，最稳妥。”
李承霄握着书，心有不甘：“课本也不行吗？”
“别带了。”李泽宁闭了闭眼，久病成医，他如今对那些扣帽子、捏造罪名的套路比谁都清楚，“带课本去，很容易被人说你‘拒绝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不安心扎根基层’‘一心想着回城’，到时候百口莫辩。你现在的任务不是读书，是安稳熬过这三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李承霄手指一松，默默将课本放回了书架。
沈清芷起身走进厨房，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显得格外沉闷。李泽宁陪着儿子收拾行李，其实没什么可带的：几套夏秋的旧衣，一床褥子，一床薄被，再多带，便会被扣上资产阶级少爷做派的帽子。冬天的棉被与厚棉衣，只能等他到了陕北再从北京邮寄，明天报完名，再去供销社添置脸盆、牙刷、肥皂之类的日用品，便是全部家当。
晚饭摆上桌，有鱼有肉，雪白的大米饭喷香，是家里再平常不过的一餐，此刻却吃得气氛压抑如铁。沈清芷不停给儿子夹菜，夹了一只肥嫩的鸡腿放进他碗里，声音刚一出口就哽咽了：“多吃点……”话音未落，眼泪便砸在了碗沿上。
李泽宁强压下喉间的酸涩，继续叮嘱：“承霄，现在国家号召去艰苦地方，咱们没门路、没关系，好地方早就被人占完了。城郊公社、国营农场、建设兵团，早就满员了，零星名额都被干部留着走后门。像我们这样站在悬崖边的人家，没人敢帮，没人会拉，只能听天由命，被分到最偏、最穷、最苦的山乡。”
“你到了知青点，一定要和其他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有半点异常，不能挑食，不能怕脏怕累。”他顿了顿，声音放软，带着为人父母最后的温柔，“我会让你妈陆续给你寄进口奶粉、巧克力、白糖、罐头，你别在知青点吃，赶集时偷偷去出租屋，烧点热水冲杯奶粉，吃口罐头，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李承霄埋头扒着饭，鸡腿再香，也味同嚼蜡。
这是他十七年来第一次失眠。
他从没想过，下乡会和自己扯上关系。几天前，他还在盘算开学读高二的课程，还在想着和院里的伙伴去打球。可现在，他只能相信父亲，只能接受这场突如其来的别离。
这些年，家属院一起长大的少年，有的参军，有的下乡。他比谁都清楚，下乡远比参军苦——那些回来探亲的知青们，个个瘦得脱了相，脸色蜡黄，手上全是厚茧，说起山里的苦，连话都说不完整。
他从小没吃过苦，虽不说顿顿珍馐，却也是天天有鱼有肉，能吃到别的孩子见都见不到的进口奶粉、巧克力。他怕西北的风沙，怕硬得烧心的水，怕吃不饱的粗粮，怕又脏又累的农活。
可他更怕的，是十岁那年的噩梦。
一群红小将冲进家里，把父母按在地上拳打脚踢，父亲送他的小西装被狠狠撕碎，他被人逼着和父母划清界限，被逼着去打自己父母耳光。
每一次梦见那个场景，他都会浑身冷汗，从睡梦中猛地惊醒。
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少年睁着眼躺在床上，一夜无眠。他知道，从明天报名开始，他就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京城少年。他要奔赴黄沙漫天的陕北，要藏起一身娇养，要忍辱负重，要在绝境里，为自己，也为这个即将倾覆的家，咬牙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