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婉清约我在老码头见面。那是下午四点，太阳斜挂在江面上，把江水染成铁锈色。
她站在拴船柱旁边，穿一件米色风衣，头发比上次见长了些，风吹过来，她抬手把头发别到耳后。手里夹着半截红塔山，烟灰落下来，被风卷进江里。
“郑总要见你。”她说。
“不是见过了？”我把自行车脚架踢下来，靠着桥墩。
“不是江城。是省城。”陈婉清吸了口烟，“白云茶楼。”
“为什么？”
“他说，你在江城证明了你自己。”陈婉清把烟扔了，用脚踩灭，“现在，他想看看你在省城能走多远。”
我盯着她看了几秒。陈婉清不躲，回看我，眼神跟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像是在估算一件货物的价格。
“什么时候？”
“后天。中午十二点。”她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地址。”
我没接：“你告诉郑东海，我只身去。”
“随你带人。”陈婉清把纸条塞进我手里，“但郑总说了，带多少人，见多大的面。”
她把话说完，拦了辆夏利出租车走了。红色的车屁股在码头尽头的土路上扬起一片灰。
我把纸条展开。上面是一行钢笔字：“省城白云茶楼，二层，梅字间。”字迹工整，末尾还画了个圈。郑东海的习惯，我听王海提过——这人写信署名，名字后面总跟个圈，像是盖戳。
去省城要坐四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我一个人去的。不是逞能，是赵强要盯着江城六家店的月结，李老头在清一批从温州发来的新货，小马跟着赵强学盘账。至于王海——他刚带团队过来，根基还不稳，带他去省城见郑东海，等于往人家脸上扇巴掌。
火车上，对面坐了个穿工装的中年男人，手里攥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先进工作者”四个红字。他看我一眼，问：“出差？”
“嗯。”
“做生意的？”
“小买卖。”
他点点头，把搪瓷缸子打开，里面是泡得发胀的茶叶。他喝了一口，咂咂嘴：“做小买卖好。咱们厂子，半年没发工资了。”
我看着他工装胸口绣的字——“江钢机械厂”。我爸的老单位。
“你们厂……效益不好？”
“何止不好。”他又喝了口茶，“厂长卷钱跑了，机器卖了一半，剩下的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