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做的事，是把自己跟这个下属的所有工作往来拉一遍。看看有没有自己的问题。然后主动向组织说明。”
他看着马文龙。
“你没做这件事。”
马文龙的手从膝盖上松开了。搭到了椅子扶手上。他的手指在扶手的皮面上按了一下。松开了。按下去的地方留了一个浅坑。
“林书记。”他的声音换了一种调子。不再是刚才那种“检讨式”的低位。拔高了。往回拽了。“你说得对，我应该更主动。但我想请你理解，陈明是我的下属，不是我的同谋。他犯了错，我管理有责任。可如果每一个下属出了事，领导就要被扣上'共犯'的帽子，那以后谁还敢当领导？”
这句话的目标，不是说服林度。是给自己留一条将来在更高层面上辩护的逻辑线。
“谁说你是共犯了？”
林度的回答很轻。
马文龙愣了一拍。
“我刚才说的是，你没做你该做的事。我没说你做了不该做的事。”
顿了一下。
“你别急。”
这三个字。
“别急”，是世界上最让一个心虚的人难受的两个字。比“你完了”难受。比“我要查你”难受。因为它意味着，对方手里有牌，但没打算现在出。
你不知道那张牌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你只能等着。像一个人站在铁轨上，看见远处有光，但你分不清那是火车还是探照灯。
马文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林书记，该说的我说了。陈明的案子你怎么办，我全力支持。纪委的队伍要干净，这一点，我跟你的立场没有任何区别。”
他走到了门口。手放在门把上。
“对了，”他转过了半个身子。“有些事情，我在纪委干了二十年，比你，”
他没说完。停了。嘴合上了。
林度看着他。
马文龙把没说完的半句话咽了回去。推门走了。
门关上的声音比平时重了一点。不是摔门。是手上的力道没控制好。
林度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他拿起手机。在通讯录里找到了一个号码。
省委办公厅。转省委书记办公室。
电话拨出去了。响了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