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香港玛丽医院，冬雨把维多利亚港冲刷得像一块洗掉了颜色的旧画布。病房里死气沉沉，收音机里的粤语播音夹杂着刺耳的电流声，正播报着长江下游的战况——南京外围阵地基本陷落。
李宇轩靠在白搪瓷床头上，右手平放在白被单上，指尖偶尔泛起一丝不受控制的微颤。
“李先生，这是我的最终报告。”
英国医生坎贝尔摘下听诊器，用一块手帕擦着手指，镜片后的眼睛冷漠而职业：“枕骨碎裂三分之一，十四根银针勉强铆住了你的颅骨。
你能在上海活下来已经是医学界的意外，但你的右臂神经受损严重，以后连翻地图都费劲。大规模兵团作战？除非大队长想让一个连枪都举不稳的残废去前线送死。”
李宇轩没看他，只是盯着窗外海面上起伏的英国货轮。十几万名第19集团军的兄弟填进了苏州河的烂泥里，他这个总司令却躺在英国人的高档病房里，靠着吗啡和无菌纱布续命。
“老大。”
病房门被推开，戴笠穿着一身极其低调的灰色西装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两个面无表情的便衣，进门后自发地守在门口，将视线投向窗外。
戴笠走得很轻，停在距离病床三步远的地方，目光在李宇轩那条不能动的右臂和发青的颅骨伤疤上扫过。
“雨农。”李宇轩沙哑着开口，声音像是在沙石上磨过，“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委员长已经退到了武汉，行营设在汉口。”戴笠的声音很低，隔着三步远，刚好能落进李宇轩耳中，“军政部和财政部这几天动静很大，到处在查淞沪会战各部的账目。委员长让我转告你，委员长亲自批给19集团军的那笔秘密资金，除了你的私人印章，谁也动不了。只要你回武汉，第19集团军的番号就不会撤。”
“订机票吧。”李宇轩闭上眼睛，“一月一号，回武汉。”
1月1日，元旦，武汉，王家墩机场。
江北的冬雨黏糊糊地落在泥泞的跑道上。一架破旧的道格拉斯运输机滑行靠稳，螺旋桨带起一阵刺鼻的黑烟。
机舱门打开，李宇轩拉了拉身上那件旧了的黑呢子大风衣，左手拄着一根黄铜文明棍，右臂无力地垂在口袋边缘，一步一步顺着舷梯往下蹭。
跑道旁，黑压压地站着几十号人。
站在最前面的，是黄埔一期的胡宗南、关麟征、宋希濂。他们穿着笔挺的将官大衣，在大雨里站得笔直。
没有口令。看见李宇轩露面，胡宗南率先抬起右手，行了个军礼。
身后的几十名中将、少将自发跟着抬手，动作算不上整齐，但在密集的雨幕里显得格外压抑。
这不是什么老友重逢的温情，这是狼群在盯着一头伤重的残废头狼。
第19集团军在上海打光了，但番号还在，那笔挂在李宇轩名下的特殊资金还在。他们是奉命来接这位“功臣”，也是来亲眼看一看，这个往日里在委员长面前最得宠的“家仆”，是不是真的成了废人。
李宇轩在舷梯最下一级停住，文明棍在泥水里顿了顿。他看着关麟征大衣领口上亮晶晶的中将领章，哈出一口白烟：“慎斋，上海一别，你这身呢子大衣倒是一点没脏。”
关麟征的眼皮都没抬一下，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他微微侧过身，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低声说：“总比把整个集团军都打光了，自己跑到香港养伤强。”
说完，他连多看李宇轩一眼都懒得，转身就走，皮靴在泥水里踩出沉重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