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长站在办公桌前，没有立刻回答。
他跟着比利斯干了六年，太熟悉这个人的脾气了——这种时候，他不需要听“您说得对”，他需要听点真东西。
“先生，有三种做法。”
比利斯抬了抬下巴，示意他往下说。
“第一种，骂。”
“把陈时安树成靶子，说他挖我们的墙角，用不公平的手段抢我们的工人。煽动情绪，把内部矛盾转化成对外愤怒。”
比利斯没说话。
幕僚长顿了顿：
“优点是见效快，能稳住基本盘。
缺点是不治本——骂完了，工人还是往那边跑。”
“第二种呢？”
“第二种，学。”
“派人悄悄去宾州，把他的政策拆开了揉碎了研究。税收优惠怎么设计的，招商引资怎么谈的，劳工培训怎么搞的。然后照猫画虎，在俄亥俄推一套差不多的。”
幕僚长顿了顿。
“但是这个恐怕很难。”
比利斯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
他知道难在哪里。
不是政策本身难。
那些东西白纸黑字写着，找几个经济学家就能分析得清清楚楚。
税收优惠怎么给，招商引资怎么谈，劳工培训怎么搞——这些都不是秘密。
难的是推行。
同样的政策，陈时安推得动，他推不动。
他要是推同样的政策，工会的人会说“你凭什么动我们的利益”，议会的人会说“你这个方案有问题再议”，媒体的人会说“州长又在作秀了”。
一样的东西，陈时安拿出来是圣旨，他拿出来是废纸。
差别不在政策本身。
差别在人心。
比利斯的手指在扶手上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