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堡，一间中等的酒店。
大年初四的傍晚，郑主席站在房间的窗前，看着外面灰扑扑的街景，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他们一行六人，昨天下午到的。
除了他，还有周老板、李律师，以及三位从洛杉矶和芝加哥过来的商会代表——都是那天晚上在纽约唐人街见过面的。
郑主席牵的头，说既然陈州长在宴会上点了头，咱们就该趁热打铁，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合作的项目，也好有个由头跟州长阁下坐下来谈。
其他人一听，都说好。
大年初三刚过，就各自从家里飞过来了。
可到了才发现，州长不在。
酒店里，几个人聚在郑主席房间，气氛有点沉闷。
周老板先开了口：
“郑主席，您说陈州长这是……什么意思？”
郑主席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李律师推了推眼镜，斟酌着说：
“我看陈州长不像故意躲我们。可能……确实是赶巧了？”
洛杉矶的陈会长靠在沙发上，手指轻轻敲着扶手：
“赶巧是赶巧。但咱们总不能就这么回去吧。”
郑主席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心里翻来覆去。
他想起那天晚上在金殿大酒楼，陈时安站在台上，说那些话的时候，他看着台下那些抹眼泪的老人，心里热得发烫。
他以为自己终于抓住了什么，以为华埠从此不一样了，以为他们这些人终于可以挺直腰杆，跟真正有权势的人坐到一张桌子前。
但现在，坐在这酒店房间里，听着窗外偶尔驶过的汽车声，他忽然有点不确定了。
陈时安那天说的话，是真心的吗？
还是只是……场面话？
他们去州长官邸求见。
州政府的人说：州长不在。
他们是来见人的。
现在人没见到。
郑主席终于开口，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