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为什么咱们查尔斯顿的首府大楼里,就没有一个这样的‘疯子’?”
伊利诺伊州南部,煤矿社区。
三代矿工围在晚饭桌旁,桌上那台小电视机正播报晚间新闻。
孙子忽然伸手指向屏幕:
“爷爷,那个州长说,关矿是为了救人。”
他转过头,稚气的脸上带着困惑。
“你以前下井的时候……害怕吗?”
爷爷咀嚼面包的动作停住了。
屋子里只剩下电视的电流声。
许久,老人缓缓咽下食物:
“怕?”
“怕有什么用。”
他沉默了一会。
“……但要是真有人,因为‘怕咱们死’就把矿关了……”
老人抬起眼,眸子里映着电视屏幕明明灭灭的光。
“那倒是这辈子头一回听说。”
在那个夜晚,以及随后的许多个夜晚,陈时安的名字和那些血腥的数字,会像一根细小的刺,扎进更多漂亮国矿工的心里。
对比产生的不是伤害,而是一种觉醒般的钝痛。
原来,工人的命,是可以被这样计算的。
原来,州长的责任,是可以这样定义的。
一种微妙的情绪,开始在不同州的矿区之间悄然流淌:
既然宾州可以,为什么我们这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