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时安念出“143个名字”、“227个被折断的人生”时。
吧台旁一个一直沉默的、缺了三根手指的老矿工。
猛地灌了一大口威士忌，喉咙里发出一声含糊的、像是呜咽又像是咒骂的声音。
沃尔特感到自己的手臂在微微颤抖，那些数字不再遥远。
它们变成了工友詹姆被抬出来时盖的白布，变成了鲁克咳在手帕上的黑色血块。
在宾州西部一个煤矿社区的一栋冷清的房子里，失去双腿、只能坐在轮椅上的前矿工米尔，正被妻子推着，停在电视机前。
当陈时安提到“永久性伤残”和“被改变的人生”时，他布满厚茧的双手死死抓住了轮椅的扶手。
妻子悄悄别过脸，用手迅速擦了擦眼睛。
他们十岁的女儿似懂非懂，但能感觉到父母情绪的激荡，轻轻靠在了母亲的腿边。
米尔没有骂，也没有哭，只是死死盯着屏幕上那个为他这样的人说话的州长，胸膛剧烈起伏。
那些冰冷的数字，是他用半截身体和全部劳动能力换来的“代价”。
在宾州西部一家高档酒店的套房里，几位被关停矿业的老板或代理人正聚在一起观看直播。
当死亡和伤残的数字被清晰地罗列、归因于“可预防”时，有人脸色铁青地关掉了声音，狠狠将遥控器摔在厚地毯上。
有人则冷笑一声，对同伴说：
“他在煽动，用死人当武器。”
但他们的眼神里，除了愤怒，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和寒意。
那些他们曾视为“运营成本”一部分、试图用保险和保密协议掩盖的悲剧，此刻被赤裸裸地端到了全州人民面前，成了指控他们最锋利的刀刃。
在哈里斯堡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会议室里，电视屏幕正在直播。
受聘为多家被关停矿主辩护的高级合伙人理查德·沃恩，端着一杯威士忌，站在屏幕前一动不动。
当陈时安用平静的语调念出伤亡数字，并称之为“系统性的屠杀”时，他握着酒杯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他把法庭搬到了电视上。”
沃恩的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身后同样面色凝重的助理们听。
“陪审团……现在已经不是十二个人了，是整个宾州。”
他抿了一口酒，威士忌没能压下喉头的焦灼。
“我们准备的辩词——关于‘监管模糊’、‘程序瑕疵’、‘经济贡献’——在他那些血淋淋的数字和‘坟墓大门’的比喻面前……”
沃恩顿住了，缓缓摇了摇头，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不是出于策略、而是出于本能的不安。
“还没开庭，我们好像已经在事实和道德上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