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伦敦，输油兵的母亲，她泪流满面：
“我只是……只是不知道该为他做什么。织袜子是我唯一会的事。
我以为这很傻，在热带送羊毛袜……”
她哽咽着：“但州长先生真的把它带到了，我儿子真的收到了。谢谢他，上帝保佑他。”
在匹兹堡南区的酒馆里，汗味、钢铁的锈味和廉价啤酒的气味混杂在一起。
下工后的工人们挤在吧台前那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旁，屏幕闪烁，正播放着前线传回的简短画面。
新闻结束了，酒馆里一片沉默。
只有吊扇在头顶嘎吱转动。
老工头杰西把烟蒂按进满是划痕的木头桌面，盯着已经变雪花屏的电视机，像是能从那片嘈杂里再看出一段影像来。
“那小子！”
他声音沙哑，打破了寂静：
“我是说州长……他要是真能去成那个前沿阵地，把剩下的东西都带到——”
他顿了顿，拿起面前的啤酒杯，没有喝，只是重重往桌上一顿。
“——我他妈以后就投他。”
没有人笑。
没有人反驳。
乡村地区，晚餐时分。
农场主一家围坐在收音机旁，听着本地电台转述的前线报道。
“爸，”年轻的儿子问，“州长做的这些……算很大吗？”
老农场主切着牛排，动作缓慢：
“不大。都是小事。送封信，传句话，记个问题。”
他放下刀叉，看向窗外无边的田野。
“但庄稼要一滴雨一滴雨地长，人心也要一件事一件事地暖。”
“他做的，就像那一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