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半，郑耀先换了一身行头出了门，
不穿西装了，换了一件灰扑扑的棉布长衫，头上扣了一顶旧毡帽，脚上是双半新不旧的布鞋。这身打扮在上海滩的弄堂里随处可见，放进人堆里转两圈就找不着了。
他没走正门，从区部后院翻墙出去，落在隔壁弄堂里。弄堂窄得只能过一辆黄包车，两边的晾衣竿上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和被单，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水。
他先去了霞飞路上一家白俄开的酒吧，站在吧台边喝了半杯伏特加，跟老板又聊了几句买不买得到乌克兰的黑面包之类的废话。喝完出来，沿着弄堂钻了两个弯，在一家理发店门口站了三分钟，从镜子里观察身后有没有跟着的人，
没有，
但他不急。反跟踪这种事，不能只查一遍。他师父说过，真正的尾巴不会跟在你身后三十米内，而是在一百米开外的平行弄堂里蹲着，你拐弯他也拐弯，你停他也停，像两条永不相交的铁轨。要用“窗户”和“镜子”去找，不能回头。
他又拐进了一家茶馆，在楼上靠窗的位置坐了一刻钟，要了壶碎银子。窗户对着马路，能看到下面的行人和车辆。他假装看报纸，实际上眼睛一直在扫马路两边的门脸。街对面有个卖香烟的摆摊，摆摊后面站着个穿着棉袍的男人，圈短微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在翻。郑耀先看了他三分钟，那个人的报纸从头到尾没翻过一页。
待定，
又过了五分钟，那个穿棉袍的“口报人”把报纸塞进口袋里，买了包前门的烟，慢步走了。走的方向是向西，跟郑耀先的目的地完全相反，不是跟踪者，只是个等人的闲汉。
郑耀先放下了心。他结了账从茶馆后门出来，在一条黑漆漆的巷子里快步走了两百来米，绕到了南京路上的大光明大戏院后面。
戏院后巷是上海最乱的地方之一。垃圾桶旁边蹲着赌骰子的瘪三，墙根下靠着打瞌睡的车夫，偶尔有两个穿旗袍的女人从后门里钻出来，一路小跑着腿进了不远处的舞厅。空气里混着煤油灯的焦味、油锅的烟味和不知从哪儿飘来的一股子潮湿的霉味。
后巷尽头有一家只有两张桌子的小面馆。老板是个湖北人，五十来岁，瘸了一条腿，整天闷头煮面不太爱讲话。面馆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菜单，只有三样：葱油面、阳春面和大排面。
郑耀先走进去，在靠里的那张桌子坐了下来。
“阳春面，多放醋。”
里面那张桌子上已经坐了一个人。
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土布衣裳，头发拿一根黑色的布条扎在脑后，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墨渍。面前放着一碗快要见底的葱油面和一碟咸萝卜干。
程真儿。
她没有抬头看郑耀先，也没有任何招呼。两个人就像两个互不相识的食客，各自坐在不到三尺远的位置上，谁也不看谁一眼。
郑耀先余光扫了她一眼。半个月没见，她瘦了一些，脸上的颜色不如上次见面时那么好看。手指头的墨渍比以前重了，说明她这段时间拄写情报的工作量很大。他心里动了一下，但脸上什么都没显露。
面端上来了。郑耀先用筷子拌了拌，低头吃了两口，
然后他用很低的声音说了一句话，低到只有面前这张桌子的距离能听清。
“鱼干了。”
三个字。意思是：薛平的事结了，名单没有落入任何一方手中。
程真儿夹起一根咸萝卜条放进嘴里嚼了嚼。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