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一百多人，在四十分钟的撤离令里,全部站上了高处。周明的广播、铁路员的汽笛、三个“从错的那边走过来”的前登记员挨家拍门的拳头、磨坊据点互相背着走的老人——每一环都没掉链子。浊流过境,人们在高地上看着自己的房子被冲走,哭声一片。但天亮清点，七个据点，一千一百三十七个名字，一个不少。
一个，不少。
高地上，那个抱着孙女的老太太终于松开了攥了一夜的手。小孙女在怀里睡熟了，嘴角还挂着泪痕。旁边一个汉子盯着河谷里打旋的自家房梁，忽然“哇”地一声哭出来——不是怕，是看见房梁上那盏他媳妇生孩子时挂的红灯笼，还倔强地漂着。没有人劝他。这一夜，所有人都学会了同一件事：哭和站着，不冲突。
周明在安全屋的广播里报出“一千一百三十七，一个不少”的时候，陈默正站在井口的雪壳上，借着接收器听见。他没说话，只把手套脱了，对着南边的方向，攥了攥拳头——那是他父亲陈海澜生前的一个习惯，高兴了，就这么攥一下。
蛇总没能看到天亮。天车楼里的硬芯子在回震的雪崩预警里作鸟兽散，蛇总带着最后几个人抢了一辆车往北跑——往摇篮站的方向跑，去投奔他的“新序列”。车开出去十一公里，陷进了一条被融水掏空的雪沟。三天后北队的巡逻队找到那辆车时,车里的粮和油被随行的人分光带走了,只剩蛇总一个人,和他那本没来得及交割的人员名册。
齐霜去确认了情况。回来后她把那本名册当众烧了,烧完只说了一句：“蛇没了。往后，只有北队,和北队的账。”
火苗舔着名册的封皮，“黑蛇”两个字先卷了边，焦黑，然后整本塌成一小堆灰。齐霜盯着灰堆看了很久，蹲下去，用手把灰拢了拢，像在给一个逝者收殓。旁边有人想说什么，被她一个眼神挡了回去。那天之后，北队再没提过“蛇”字。他们管自己叫“冰原上的人”，管陈默叫“陈哥”——不是因为服谁，是因为那一夜，有人愿意跟他们一起，在井底下赌命。
沈工和他的执行组没有回摇篮站。升井那天,这个断了两根肋骨的工程师躺在担架上,让人把他抬到陈默面前,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一枚芯片。
“钻列的全部工程日志,和……摇篮站下达采掘指令的原始电文。”他喘着说,“署名不是白处长。是站里主张‘加速路线’的那一派,签发人代号‘桅杆’。陈先生,你桌上那份名录第七位的顾工——顾行舟——是我的老师。他这三十年在站里被架空、被‘荣养’,就因为他说过一句话:‘我们欠外面的人一个道歉,不是一座穹顶。’”沈工的手抓住陈默的手腕,抓得很紧,“老师托白处长递过话,白处长托名录递过话,现在我把最后一段递给你——摇篮站的裂缝比你想的深,而‘桅杆’的下一步,不在北山。在南边的海上。”
陈默蹲下来，和担架上的沈工平视：“你师父那张反对票，我爸当年隔着一整座站的墙，都替他记着。”沈工笑了，笑得肋骨又疼，龇了下牙：“老师要知道，准说你嘴贫。”他攥着陈默手腕的手又紧了紧，像要把最后一点力气也递过去：“替我去南边，替他把玻璃柜的门，从外头也推开一回。”
“海上？”
“种子库和方舟船坞。”沈工说完这几个字,力气用尽了,“去找顾工。只有他知道全图。”
夜里,安全屋挤满了北山回来的人。韩大叔的锅从傍晚滚到后半夜。老崔喝多了,拉着万师傅一遍遍比划那七个炮眼的角度;齐霜坐在门边最靠外的位置,面前的碗被路平安第三次添满;周明趴在中继台上就睡着了,眼镜滑到鼻尖。
陈默在日志上写:
解冻元年,第四十八日。四十分钟。一千一百三十七个名字,一个不少。
老崔跟山清了账。沈工递了图。蛇没了,桅杆立起来了——下一程,在海上。
写完,他吹灯前又看了一眼窗外。北山的方向,夜空干干净净,那座发了半个月低烧的山,终于退了烧,睡了。
天亮时，有人看见北山的南坡裸出大片黑沉沉的岩，融水退成的溪沟里，漂着上游冲下来的、不知谁家的年画碎片——画上是个胖娃娃抱鲤鱼，在水里转着圈，像是替这座山，把憋了三十年的那点喜气，也一并冲了出来。安全屋的人陆续醒来，第一件事不是看天，是看中继台：绿灯还亮着。周明趴在台上，眼镜压出了一脸的红印，嘴里还嘟囔着“发完了，都发完了”。韩大叔把锅里的粥又滚了一道，给每一个从北山回来的人，先盛一碗——不管醒没醒，锅边都留着位置。
陈默在井口的雪壳上站到天大亮。风停了，山睡了，融水退成的溪沟里漂着那张胖娃娃抱鲤鱼的年画，转了一夜，终于卡在石缝里不动了。他弯腰，把画捞起来，抖了抖水，叠好，放进贴胸的口袋——将来南下的路上，给顾工看看，冰原也有自己的年画，给那间玻璃柜里待了三十年的老人，看看外头活着的人，是怎么过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