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巡湖的临时“湖兵”抓获，验明正身，当日午时三刻，城门外斩首。
第二个，是本地一破落户泼皮，散布“官府要把灾民赶进湖里淹死省粮”的谣言。
引发小范围骚乱，被捕后查明虽无更大背景，但凌义渠朱笔一挥：
“趁乱惑乱人心者，杀！”次日，人头挂起。
还有一件事，让沛县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竟是原徽王系宗室子弟朱翊錡，朝廷重启惠民药局，他在沛县药局谋了个管库的差事。
此次赈灾，他竟胆大包天，勾结药商，以次充好，克扣急救药材，中饱私囊。
案发后，凌义渠毫不留情，直接将其贪墨所得尽数罚没，当众杖责二十。
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扔进县衙大牢。
同时，一份措辞严厉、附有确凿证据的公文，已快马发往南京宗人府与吏部、刑部。
朱翊錡的下场，比挂起的人头更让那些心存侥幸、自以为有身份护体的人胆寒。
凌义渠用最直接、最血腥的方式。
在一片浑浊动荡的水域之上，建立起了不容挑战的权威。
代价是两颗人头和一个宗室的前程，换来的，是沛县灾区的“秩序”。
有了秩序，他才开始施展真正的手腕，不是被动的抚慰，而是主动的驾驭与重构。
昭阳湖水域扩大，巡查、预警、防止疫病随水扩散的任务极重。
凌义渠直接从暂时失去生计的青壮渔民中，挑选出熟悉水性、身强力健者，编为临时“湖兵”。
发给简易武器和口粮，划分湖区，日夜驾着小船巡查水位、堤岸，通报险情。
收拾、掩埋死去的动物，驱散试图在危险水域捕鱼或接近污染源的百姓。
这些“湖兵”有了营生，成了官府延伸的耳目和触手，自身家庭的安置也被优先考虑。
沛县多渔少田，此次被淹的农田，集中在几家大族和部分自耕农手中。
凌义渠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
先紧着那些完全依赖土地、家中毫无余财的赤贫农户。
用县内有限的官田直接置换，确保其基本生存。
其余田主，则给出三个选择：
一是接受官府低息借款，在运河码头、交通要道开设店铺，转型为商。
二是田地折算后，转为“渔民”。
官府可协调提供借资购置新船渔网，并承诺免税两年。
三是干脆由官府作价“买断”，一次性结清，钱货两讫，再无瓜葛。
选择不多，但路径清晰，不接受长时间扯皮。
至于那些拥有湖产、水运生意的本地商人，凌义渠的征召令直接送到他们家里：
出钱、出粮，雇佣灾民中的劳动力，参与疏浚湖区淤塞的河道、加固可能溢洪堤段。
这不是商量，是强制。
但凌义渠也画下了实实在在的饼：
事后，根据出力大小，官府可以给予其在特定湖区一定年限的水产养殖专营权。
并减免相关税赋两年，以未来的利润，换现在的付出。
许多精明的商人盘算后，反而积极起来。
对于沛县本地的士族，凌义渠更没什么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