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十四年三月，北平城柳树刚抽芽，政务院里却忙得鸡飞狗跳。
大会议室里，二十几个官员围着一张长桌，桌上堆满各地的文书、册子，高得快看不见人了。杨振华站在桌首，手里拿着一本册子，眉头拧成了疙瘩。
“这就是你们忙活三个月的成果？”他抖了抖册子。
底下官员们你看我我看你，没人敢吭声。
周文远硬着头皮站起来：“总统，这……这是初步汇总。各省报上来的数字，出入很大。比如河南报六百万，可咱们按前明黄册推算，河南至少该有八百万……”
“所以就是不准。”杨振华把册子扔桌上，“咱们要搞建设，修路、开荒、建军，连自己有多少人都不知道，怎么弄？”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针掉。
“重来。”杨振华说，“从今天起，搞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每个省、每个府、每个县、每个村，一户一户数，一个人一个人记。”
“总统，”户部尚书老钱直冒汗，“这……这工程太大了。前明鼎盛时搞黄册，也得三五年……”
“咱们不用三五年。”杨振华伸出三根手指，“三个月准备，三个月普查，三个月汇总。九个月，我要看到准确数字。”
“九个月？！”底下炸了锅。
“对，九个月。”杨振华环视全场，“为什么这么急？因为咱们的十年计划，得根据人口来定。多少人要吃饭？多少地能种粮？多少男丁能当兵？这些都不知道，计划就是纸上谈兵。”
他顿了顿：“我知道难。可再难也得干。周文远。”
“在。”
“你来总负责。从各部抽调人手，组成普查司。钱不够，找财政部批。人不够，就地招募读书人、账房先生。各省总督必须配合，谁不配合，撤职查办。”
周文远咽了口唾沫：“是！”
四月初，普查令发到各省。
老百姓不明白“普查”是啥意思。河北保定府的一个村里，王老三正蹲门口晒太阳，看见村长领着俩生面孔过来，一老一少，都穿着蓝布长衫，胸前绣着“普查员”三个小字。
“老三，在家呢？”村长招呼。
王老三站起来：“村长，啥事？”
年轻的普查员掏出个小本子：“大叔，我们是政务院派来的普查员。问您家几口人，姓啥叫啥，多大年纪，识不识字。”
王老三愣了：“问这干啥？”
“国家要统计人口，好制定政策。”年轻的说。
“政策？”王老三更糊涂了。
年老的那个笑了，说话和气：“老哥，这么说吧。国家要知道有多少人，才能知道该修多少路、开多少学堂、预备多少粮食。就跟咱家里过日子似的，得先知道几口人吃饭，才知道该做多少饭，对不对？”
这么一说，王老三懂了：“哦哦，是这个理儿。我家四口人，我，我婆娘，俩儿子。大狗子十八了，小狗子十二。”
“都叫啥名？”
“我就叫王老三，婆娘姓李，没大名。大狗子叫王大福，小狗子叫王大贵。”
“识字不？”
王老三苦笑：“老总，我家祖辈种地，哪识字啊。大狗子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能认个名字。”
普查员一一记下，又问：“家里多少地？”
“十二亩，都是旱地。”
“去年收成咋样？”
“唉，旱，一亩地就收一石多……”
问了一刻钟，总算问完了。普查员从包里掏出个小木牌，上面刻着“保丁字三百七十六号”，递给王老三：“大叔，这个收好。将来凭这个领田契、上户口。”
王老三接过木牌，翻来覆去地看，像得了宝贝。
可也不是都这么顺利。
在江南，有些地主怕普查后要加税，故意少报佃户。在云南，土司根本不让普查员进寨子。在蒙古草原，牧民逐水草而居，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根本没法数。
最麻烦的是满人聚居区。北京内城，以前住旗人的地方，现在很多满人关门闭户，不让查。他们怕——清廷没了，汉人掌权了，会不会清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