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5月，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
戈尔巴乔夫面前的报告标题是：《关于借鉴友好国家经验，以经济手段加强加盟共和国联系的若干建议》。
这份经过克格勃润色的文件，将九黎在阿富汗的行动提炼为“可复制的成功模式”。
1.“订单换稳定”，通过长期采购合同绑定地方经济。
2.“基础设施换影响力”，投资道路，电网，通信。
3.“文化尊重换政治认同”，不强行推行意识形态，尊重当地传统。
“同志们，”戈尔巴乔夫语气中带着急迫，“九黎用几亿美元做到了我们用九百亿卢布和十年战争没做到的事，我们必须学习。”
国防部长亚佐夫质疑：“但我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加盟共和国，不是外国。”
“正因如此，”戈尔巴乔夫回答，“我们本应有更大优势，相同的政治制度，统一的法律体系，几十年建立的经济联系。”
“如果九黎能在阿富汗做到，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立陶宛，格鲁吉亚，中亚做到？”
致命的误读就此开始。
90年7月，维尔纽斯，苏联—立陶宛经济合作委员会成立。
莫斯科的“新思维”代表带来了厚达三百页的《立陶宛特色产业发展与联盟经济融合计划》。
核心内容是：
琥珀产业升级：苏联对外贸易银行提供2亿卢布贷款，用于扩建琥珀加工厂，产品由苏联外贸公司包销。
农产品专项采购：承诺以高于欧盟市场价15%的价格，采购立陶宛奶制品，肉类十年。
基础设施投资：改造维尔纽斯港口，建设通往白俄罗斯的快速公路。
表面看，这比九黎在阿富汗的合同更优厚。
但问题从第一天就暴露了。
“2亿卢布贷款？”立陶宛代表，后来的独立运动领袖兰茨贝吉斯冷笑，“请问利率多少？”
“年息8%，远低于市场水平……”
“那么请问，”兰茨贝吉斯打断，“这2亿卢布，是硬通货美元，还是卢布？”
苏联代表语塞。
答案不言而喻是卢布。
而当时黑市上，1美元可兑换30-50卢布。
更糟糕的是，这2亿卢布并非新发行货币，而是从苏联其他地区“调配”过来的。
实际操作是：莫斯科命令西伯利亚的木材厂，乌克兰的钢铁厂，巴库的油田，将部分产品以“计划调拨价”（远低于市场价）卖给立陶宛的琥珀加工厂作为原料，差额计入“联盟团结基金”。
结果：西伯利亚的木材工人拿不到足额工资。
乌克兰的钢铁厂被迫减产。
巴库的石油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被剥削”。
而这一切损失，都被归咎于“立陶宛拿走了我们的资源”。
仇恨没有化解，反而从“立陶宛人恨莫斯科”扩展为“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恨立陶宛人占了便宜”。
“高于欧盟市场价15%采购我们的农产品，”立陶宛农业部长在私下会议说，“听起来很好，但请看附件第47条。”
附件规定：
价格以卢布结算，支付周期为“货物验收后180天内”。
质量标准由莫斯科的全苏国家标准委员会认定。
运输由苏联交通部统一调度。
90年9月，立陶宛向莫斯科发送了第一批合同约定的奶酪和黄油。
货物抵达后：国家标准委员会认定“脂肪含量比标准低0.3%”，属于“次等品”，价格下调40%。
由于铁路调度紧张，货物在莫斯科仓库滞留两个月，部分变质。
180天后，立陶宛收到付款，是已经贬值30%的卢布。
兰茨贝吉斯在议会上展示对比数据：“同一批奶酪，如果通过黑市渠道运往芬兰，我们可以获得硬通货美元。
货到付款，价格比苏联合同高20%。
“同志们，”他环视会场，“莫斯科不是在给我们优惠，是在用官僚体系勒死我们，然后假装在给我们做人工呼吸。”
维尔纽斯港口改造项目最具讽刺性。
苏联交通部派来的工程队，使用的还是50年代的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
他们计划用两年时间，将港口吞吐量从300万吨提升到500万吨。
但同一时期，九黎在喀布尔建设的物流中心，采用预制模块化施工，六个月内建成现代化仓储设施，吞吐量设计为800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