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议？以和为贵？跟他们有什么好商议的！他们就是要拖，要耗，把新政拖黄，把我们的锐气耗光！”他胸口剧烈起伏，眼中满是血丝。这两个月，他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头发白了一大片。
富弼和韩琦也是满脸愤懑。
“陛下还是……太仁弱了。”富弼低声道。
“不是仁弱，是……”韩琦相对冷静些，“陛下缺乏历练，难以决断。而夏竦他们，摸准了陛下的性子。只要他们闹，只要朝堂不稳，陛下就会犹豫，就会让我们妥协。希文兄，咱们的策略，或许得变一变，不能一味强攻。”
“变？怎么变？”范仲淹苦笑，“‘条陈十事’才刚刚开了个头，就寸步难行。裁汰冗员，触动了多少人的饭碗？限制恩荫，断了多少权贵子弟的捷径？整饬吏治，下面那些胥吏阳奉阴违，推诿扯皮！咱们在汴京吵翻天，可新政出了汴京吗？到了路、州，还能剩下几分？”
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汴京三月明媚却令人烦闷的春光，声音带着深深的无力感：“我原以为，只要陛下支持，我们同心协力，便能涤荡污浊，再造清明。如今看来……这潭水，比我们想的，深得多，也浑得多啊。”
这潭水有多深，多浑，千里之外的京兆府，有人看得更清楚。
京兆府，汉王府后园，如今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沙盘室”。占据一整面墙的，是一幅极为详尽的大宋疆域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小旗和线条，标注着粮食产地、商路、矿藏、驻军，甚至各地物产价格。
林启没看地图，他看的是苏宛儿从“宋商总会”各地分号送来的、用特殊密码写成的“商情简报”。
简报很厚，事无巨细。
“庆历元年三月十五，汴京。盐价每斤涨三文，炭价涨五文。闻因‘均公田’议起，城内田产交易几乎停滞，富户囤积钱粮，市面银根见紧。”
“三月十八，应天府。地方官奉行‘厚农桑’，强令农户改稻为桑，言可获利。然本地丝织不兴，桑苗贱卖无门，农人怨声载道，多有拔苗复种稻者，与差役冲突，伤数人。”
“三月廿二，杭州。漕运衙门以‘裁汰冗费’为名，大幅提高运河船只‘例钱’，商船成本激增，南下货流减缓三成。我会钱庄江南分号，本月借贷商户，环比少四成，皆言观望新政，不敢扩张。”
“三月廿五，秦州。‘方田均税法’试点，胥吏与地方大户勾结，以劣田充公田，将上田隐为私产。贫户所得土地瘠薄，赋税反增。已有小股民人逃入山林。”
林启放下简报，揉了揉眉心。旁边，程羽、周荣，还有几个从蜀中调来的得力干吏都在。
“王爷，范相他们的新政……”程羽斟酌着词句，“心是好的，只是这药方，未免……太过理想。均田需清丈，清丈需廉洁高效的胥吏，还需钱粮支撑。厚农桑需通晓农事、因地制宜的官员，更需畅通的商路让货能流通。他们只看到‘该做什么’，却没想清楚‘谁能去做’、‘怎么做’、‘做不起怎么办’。这经济民生，犹如人体血脉，环环相扣，岂是一道政令便可疏通？”
周荣是管过具体政务的，看得更细：“就说这‘方田均税’，想法没错，抑制兼并。可下面执行的人，还是原来那批胥吏。他们世代盘踞地方，熟知漏洞，与豪强勾连极深。让他们去‘均’豪强的田，岂不是与虎谋皮？最终受苦的，还是无权无势的小民。范相他们……太书生气了。”
林启没评价范仲淹。他走到地图前，手指在京兆府的位置点了点。
“他们怎么搞，是汴京的事。我们怎么活，是我们的事。”他转过身，“秦芷，你那边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