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的秋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
西域的硝烟暂时被一纸协定压住，只有哈密卫外戈壁滩上的风沙依旧呼啸。京城的上空，虽然偶尔能听到科学院那台“龙吼一号”试机时的轰鸣，但在绝大多数百姓眼里，日子还是像往常一样，甚至因为海贸的兴盛和北方的安定，过得比以前滋润了不少。
大时代的巨变，往往不是惊天动地的雷霆，而是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里，随着风，吹进每个人的骨头缝。
台湾，笨港。
海风湿热，夹杂着甘蔗被榨汁时特有的甜腻香气。
周奎穿着一身没了补子的半旧绸衫，坐在一张竹椅上，手里摇着把破蒲扇。他曾经是权倾朝野的国丈，是能在京城横着走的嘉定伯，如今，却只是这这个偏远海岛上一家不知名糖厂的东家。
“老爷，新收上来的甘蔗称过了，五千斤，都是上好的青皮。”
一个肤色黝黑的汉子跑来汇报。这是个当地的平埔族人，名叫阿福，虽然汉话还说不利索，但对种甘蔗很有一套。
“五千斤？不错。”
周奎眯着眼，没了以前那种颐指气使的架子，反而多了几分生意人的精明，“这批货加上前几天的，够咱们这小作坊熬半个月了。告诉大家伙儿，这个月每人多发二斤红糖，算是赏钱。”
阿福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谢老爷！”
周奎看着那些忙碌的工人，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
被流放那天，他以为自己死定了，或者至少要在这个蛮荒之地受尽折磨。谁知道，到了台湾一看，郑成功（当时叫郑森）不仅没为难他，还分了他一百亩荒地，允许他带来的几个家仆开荒种地。
他以前那套贪图享乐、吝啬成性的毛病，在这片充满生机和竞争的土地上，竟然意外地好使。他发现种甘蔗比收租子来钱快，于是大着胆子，用带来的一点私房钱开了这个糖厂。
“爹。”
一身短打扮的周显（周奎之子）走了过来，手里还提着一壶凉茶，“大公子差人送了信来，说是下个月有船回京城，问咱们有没有什么要稍的。”
周奎手里的蒲扇顿了一下。
回京城？
他脑海里浮现出那个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还有那个把他流放的女婿。
“有。”周奎慢吞吞地说，“把刚熬出来的那罐极品霜糖装上。”
“就这？”周显有些不解，“爹，不想写封信给姐姐（周皇后）求求情么？说不定皇上心软……”
“求个屁！”
周奎猛地打断儿子，“老子好不容易在这里活出了点人样。以前在京城，天天被人盯着，还得装穷。现在呢？虽说是戴罪之身，但这日子舒坦！这里没人知道我是谁，就知道我是个收甘蔗爽快的周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