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量着他的办公室，对比陈总的，还是略小一点，不过布置得更精致，看来他喜欢字画，墙上挂着一些上州名人的书法和画作。
他把我们引入一个茶室，亲自煮茶。
这样的聚会，压轴戏肯定在后头，所以，换了一个地方，更应该先暖暖场子。
史厅说：“继续讲外国没有茶叶的故事。”
我正准备开讲，史厅的手机响了。这个电话似乎很重要，他站起来走到外面去接。
明白向我使个眼色，我站起来。他走到窗户边，对我附耳道：“故事长不长？”
“怎么啦？”
“万一史厅有事要走呢？是不是先和他说说我老婆调动的事？”
我摇了摇头。没有解释，回到座位。
史厅说：“不接电话了，请大师开讲。”
我开始叙述：
1840年，当英帝国用大炮兵舰撞开中国国门时，他们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打开鸦片的销路，二是为了中国的茶叶。
他们需要茶叶，但购买茶叶需要白花花的银子。这让英国人捶胸顿足，于是，他们派出一个叫福敦的“植物学家”来到中国。
拜众多谍战剧所赐，间谍会十八搬武艺，穿西装戴礼帽。其实，有些间谍就是学者，他们穿得很平常。
福敦确实是一个植物学家，他供职于伦敦园艺学会，很有学问，也很有“经验”。1842年，31岁的福敦怀着盗窃茶种与技术的目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他来到中国，先后去了上海、宁波、福州，剃掉他的那口大胡子，戴上瓜皮帽，配上一条假辫子，变成了一个喜欢游山玩水的“徐霞客”，
他不断深入茶区收集情报资料。历时六年，回国后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种植棉花、蚕豆、茶叶的书。
1848年，他接到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的命令——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最好的种子和茶树运到加尔各答——报酬是每年550英镑（相当于一百万人民币）。
6月，福敦再次来到上海，住在英国商人比尔家中。他雇请了两个中国人给他当助手和向导，这两个可怜的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经济间谍，他们领着这位爱好植物的外国人深入茶区，甚至来到了武夷山，寻找最好的茶树，采集种子。
听到这里的时候，明白喉咙里发出两声咳嗽声。
他在提醒我，别讲得太长。
我说：“感冒了？秋天了，晚上还是要盖好被子。”
史厅对这故事着迷了，催道：“专心讲故事。”
于是，我再接着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