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江一苇，就是那个留下漏洞的人。一旦事发，他就是替罪羊。
他站在雨中，浑身湿透，却感觉不到冷。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逃，立刻逃，逃离台北，逃离台湾，逃得越远越好。
但他能逃到哪里去？
大陆？隔着茫茫海峡，他一个军情局机要秘书，怎么过去？偷渡？那需要钱，需要关系，需要周密的计划。他现在什么都没有。
老家？魏正宏刚才已经暗示得很清楚，如果他敢跑，母亲和妹妹就会遭殃。
回军情局自首？说他被魏正宏威胁？谁会信？魏正宏是军情局三处处长，是“**英雄”，是蒋介石亲笔题词嘉奖的“忠党爱国”典范。他江一苇算什么？一个出身寒微、有“左倾”嫌疑的小秘书。
到头来，只会像哥哥一样，被扣上“通共”的帽子，死在某个阴暗的刑场。
雨越下越大。
江一苇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淡水河边。河水在夜色中黑沉沉一片，对岸的观音山完全隐没在雨幕中。远处有渡轮的汽笛声，悠长而凄凉。
他站在河堤上，看着汹涌的河水，突然有种跳下去的冲动。
跳下去，一切就结束了。不用再担惊受怕，不用再活在谎言里，不用再为杀害同胞的刽子手工作。
可是母亲怎么办？妹妹怎么办？
哥哥死后，母亲一夜白头，身体每况愈下。妹妹才二十岁，在女中教书，如果家里再出一个“自绝于党国”的“叛徒”，她们会被街坊邻居的唾沫淹死，会被学校开除，会活不下去。
他不能死。
至少，不能这样死。
江一苇转过身，背对着河水。雨小了一些，但风更冷了。他打了个寒颤，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个人影，撑着伞，静静地站在路灯下。
那个人也看着他。
两人对视了几秒钟。然后，那个人撑着伞，一步一步走过来。
走近了，江一苇看清那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戴一副金丝眼镜，面容清瘦，气质儒雅。看起来像个中学老师，或者小商人。
“雨很大，会生病的。”男人开口，声音温和，带着一点福建口音。
江一苇没说话，只是警惕地看着他。
男人把伞往他这边倾斜，遮住了两人：“我叫沈墨，在高雄做点小生意。先生怎么称呼？”
沈墨？江一苇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但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他不愿透露真实姓名，只含糊地说：“我姓江。”
“江先生。”沈墨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手帕递给他，“擦擦脸吧。这么晚了，一个人在河边，是有什么心事？”
江一苇没接手帕，反而后退一步：“不关你的事。”
“确实不关我的事。”沈墨笑了笑，把手帕收回口袋，“但我刚才看见你在河堤上站了很久，怕你想不开。这世道虽然艰难，但活着总比死了好。”
“你怎么知道我想死？”江一苇冷冷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