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咬下第一口面包，又有人站在了窗口。
是个穿邮差制服的中年人，车后座绑着满满当当的帆布袋，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
“赫尔曼同志，”邮差喘着气，
“今天上午跑了七个街区的送报点，六个卖空了。《人民报》还有吗？就一份也行。”
赫尔曼看了看空荡荡的架子，摇摇头。
邮差失望地叹了口气，正要转身，赫尔曼叫住他。
“我这里有一份，”他从柜台下抽出一份边角已经卷起的《人民报》，
“今早自己留着看的，你要不嫌弃……”
邮差一把接过，连声道谢。他没有走，就站在亭边，快速翻到第五版。
第五版是读者来信专版，通常刊登一些关于社区建设、工厂管理的群众建议，温和、具体、不涉及宏观政治。但今天的第五版不同。
通栏标题：
《读者呼吁：全国清查“冯氏网络”，不让林茨悲剧重演》
下面密密麻麻排了十几封来信摘要，来自汉堡、莱比锡、慕尼黑、德累斯顿、斯图加特……从北到南，从西到东。
邮差的手指按在第一封信上。
“我是柏林机车车辆厂退休工人，1921年入党。读完林茨案报道，一夜未眠。
冯·艾兴多夫处长这样的蛀虫，我们单位有没有？
我不知道。但我回想这十年，确实见过某些干部——业务精通，作风谨慎，从不犯原则错误——却也从不和工人同桌吃饭。
他们的办公室永远半敞着门，你敲门进去，他热情接待，耐心解答，但你走后，他不会记住你的名字。”
——柏林，施滕内贝克
“我是易北河畔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普通社员。
我不懂工业审批，不懂物资盗卖。
但我懂一件事：我们社的会计，1924年上任，每天提前二十分钟到岗，把办公室打扫得一尘不染。账目永远清晰整洁，每一个小数点都分毫不差。去年审计组来查账，发现他用五年时间，伪造了四十七张社员福利采购单，套取现金一万三千马克。
被捕那天，他的妻子哭着问审计员：
他每天那么早出门上班，那么晚才回家，周末还在加班整理账本——一个贪污犯，为什么要这样辛苦？”
——马格德堡，舒尔茨
邮差读完这封信，久久没有翻页。
“贪婪也需要用勤奋来喂养。”他轻声重复。
赫尔曼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邮差把报纸折好，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内袋，蹬上自行车，慢慢骑远了。
下午两点，报亭前终于安静下来。
赫尔曼清点今天的营业额，发现卖出的报纸数量是平日的三倍。
艾尔娜在旁边整理零钱，忽然说：
“今早那位林茨来的同志，他说1923年在机车车辆厂见过克劳斯·冯·艾兴多夫。”
赫尔曼点头。
“六年前，”艾尔娜慢慢说，“如果那时候有人举报他……”
她没有说完。赫尔曼知道她想说什么。
如果那时候有人举报。如果那时候的调查足够深入。
如果那时候冯·艾兴多夫处长就被绳之以法——那么1929年7月27日傍晚，约瑟夫·迈尔同志就不会躺在地板上，重伤垂危。
但历史没有如果。
六年前的冯·艾兴多夫，只是一个“业务精通、作风谨慎”的处长。
六年前的克劳斯，只是一个开奥佩尔的年轻人。
六年前的老男爵庄园，只是一座被列为“文化遗产”的旧贵族宅邸。
六年前那些从亚得里亚海走私来的意大利枪支，还藏在城南旧皮革厂地下室积灰。
六年里，有太多人可以抬头、可以转身、可以举起话筒、可以在发生。
他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