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特别提到了克劳泽那种试图“包装”批评和刻意提起“干部子女”的微妙心态。
韦格纳听完，哈哈大笑，那笑声爽朗而充满洞察力：
“这个克劳泽同志，很有意思嘛！
她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投机性！
风往哪边吹，她就往哪边倒。
以前觉得干部子弟是值得巴结的东风，她就顺风讨好；
现在发现平等公正是更强大的北风，她马上就调转船头，还想在你这儿试探试探风向，看看能不能给自己描补描补。”
他模仿着某种腔调，
“‘哎呀，我们班风气一直很好’、‘那个干部家的孩子很懂事’——你看，话里话外，还是带着她那套衡量人的旧尺子！”
安娜也笑了：
“你总结得精辟。我当时就觉得，她并非真的理解问题所在，更多是恐慌和应对。”
“所以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细致的工作。”
韦格纳收敛了笑容，正色道，
“对于这样的同志，批评教育是必要的，但要给她改正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整风，建立起一套防止这种问题再生的制度。
要让公正不是靠某个老师的觉悟或畏惧，而是靠明确的规章、畅通的监督渠道和严肃的问责来实现。
要让所有的克劳泽们明白，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校园里，唯一行得通的风，就是公平正义之风，谁逆风而行，谁就要碰壁。”
简单的晚餐在家庭谈话中愉快地结束。
弗雷迪似乎被父母的对话感染，吃饭时格外认真，仿佛也在思考那些关于“风气”、“力量”和“改正”的大问题。
饭后，韦格纳照例走进小书房，打算处理几份文件，安排次日的工作。
窗外柏林夜色宁静，灯火万家。
他刚在书桌前坐下，拿起一份关于中欧经济协作圈近期磋商情况的简报，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这个时间点，这部电话响起，往往意味着不寻常的事情。
韦格纳神色一肃，迅速拿起听筒：
“我是韦格纳。”
电话那头传来内务人民委员台尔曼快的声音：
“主席，刚刚收到紧急情报和边境军区报告。波罗的海方向，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几乎同时出现异常。
共产国际也收到了三国的党支部发来的报告，称三国国内的局势都有动荡”
韦格纳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他对着话筒沉声道：
“知道了。通知总参谋部克朗茨同志、外交人民委员蔡特金同志、还有施密特同志，一小时后到人民委员会一号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
通知情报系统，我要最详细的动态分析，特别是英国、波兰方向有无联动迹象。”
“是，主席！”台尔曼干脆利落地回答。
挂断电话，韦格纳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起身。
他迅速从衣帽架上取下那件半旧的深色大衣，一边穿一边快步走向客厅。
安娜正在客厅里整理弗雷迪的玩具，看到丈夫神色凝重地穿戴整齐要出门，立刻明白了什么。
“有急事？”她放下手里的玩具，关切地问。
“嗯，有点情况，需要马上开会。”韦格纳系着扣子回答道。
安娜走到他面前，仔细帮他理了理大衣的领子，目光里满是理解与支持，轻声叮嘱道：
“夜里风凉，开会也别熬太晚。事情再急，也要注意身体。”
韦格纳握住她的手，用力握了握，给了她一个宽慰的眼神：
“放心，我心里有数。你们早点休息，不用等我。”
说完，他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向门口，身影很快融入柏林沉沉的夜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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