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一百年，西元1727年，秋。
广州城西的珠江码头，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蒸汽船的汽笛声已经此起彼伏地吼了起来。
“呜——呜——”
一艘挂着“南海航运”旗号的铁壳船正缓缓离港。
船身漆成黑红两色，烟囱喷着滚滚白烟，甲板上堆满标着“广绣”“粤瓷”“岭南药材”的木箱。
船尾那面巨大的青龙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旗角扫过之处，几个正在码头上卸货的葡萄牙水手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快些！磨蹭什么！”
工头老黄操着一口带潮汕腔的官话，手里的竹竿虚点着，“巳时前这批铁轨要装完，耽误了琼州铁路的工期，你们担待得起？”
几个年轻力工嘿咻嘿咻地扛着钢轨往货栈里搬。
那些钢轨每根都有三丈长，碗口粗，沉得很，可工人们却驾轻就熟——码头上专用的吊臂车“嘎吱嘎吱”转着滑轮，钢索一拉一放，沉重的钢轨就稳稳落在平板车上。
离码头不远的茶摊上，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穿着西洋式立领学生装的年轻人正捧着本泛黄的书册看得入神。
他面前的桌上摆着碗凉透了的及第粥，两根油条原封未动。
“后生仔，粥都凉啦！”
茶摊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婶子，系着蓝布围裙，一边擦桌子一边唠叨，“你们海事大学的学生啊，个个都是书痴！当年忠武王他老人家就说过，‘学问要做，饭也要吃’！”
年轻人这才恍然抬头，不好意思地推了推眼镜：“多谢阿婶提醒……我看入神了。”
他合上书，封面上是竖排的楷体字：《新世言·甲辰修订版》。
右下角印着著者名讳——苏惟瑾。
书页已经黄得发脆，边角被摩挲得起了毛边，显然是常被人翻阅。
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将书收进帆布书包，又从包里取出个硬皮笔记本，翻开最新一页，上面密密麻麻画着些复杂的机械草图，旁边用娟秀的楷体标注着尺寸和计算公式。
“阿婶，结账。”
他摸出几枚铜钱放在桌上。
“诶，慢走啊！”
老板娘笑眯眯地收了钱，顺口问道，“后生仔是学造船的？”
“天文导航。”
年轻人笑了笑，背起书包，“就是研究怎么让船在茫茫大海上不迷路。”
他说这话时，眼睛亮晶晶的，像珠江初升的日头。
广州海事大学坐落在城东南的白鹅潭畔。
这所学堂是崇祯六十年建的，那时候还叫“南洋水师学堂”，后来改制成大学，增设了天文、航海、造船、海商诸科，如今是“大明皇家大学联盟”里排名前三的学府。
学堂的校门是中西合璧的样式——汉白玉的牌坊上刻着“格物致知”四个鎏金大字，牌坊后头却是座巴洛克式的穹顶主楼。
楼前广场立着一尊青铜雕像：一个穿着明代儒生袍、却手持六分仪的中年人，目光望向远方海面。
那是苏惟瑾。
雕像基座上刻着他的名言：“海之阔，心之阔也。航万里者，方知天地之广。”
此刻正是课间，三三两两的学生穿过广场。
有穿传统直裰的，有穿西洋学生装的，还有几个南洋来的留学生穿着本民族的纱笼，正用半生不熟的官话争论着什么。
“要我说，蒸汽轮机还是不如风帆可靠！”
一个皮肤黝黑的福建籍学生拍着石栏，“上个月‘镇南号’在印度洋轮机故障，漂了三天！要是帆船，好歹还能借风！”
“那是保养不善！”
另一个戴眼镜的广东学生反驳，“格物院最新论文看了没？新式高压锅炉效率提升三成！再说了，如今电报畅通，遇险发个求救信号，救援船一日内必到——搁一百年前你敢想？”
“说起这个，”
一个安南留学生插嘴，“我祖父说，他小时候从升龙府到广州，坐帆船要半个月。现在呢？三天！这还是客船，要是军舰……”
“军舰更不得了！”
福建学生来劲了，“我表哥在‘靖海号’上当二副，说去年演习，主炮三十里外命中靶船！三十里啊！肉眼都看不见！”
几个年轻人越说越兴奋，声音大到把树上的麻雀都惊飞了。
不远处的图书馆廊檐下，一个穿着朴素灰布长衫的老者正负手看着这群学生，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
他是海事大学的图书馆长，姓徐，名文昌，今年六十八了。
他祖父徐光启，是苏惟瑾的亲传弟子之一。
“徐馆长。”
一个年轻助教匆匆走来，手里捧着几册新装订的期刊，“《格物学报》新刊到了，您过目？”
徐文昌接过最上面那本，翻开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