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妇人没有辩解。她只是把脸埋进那双枯瘦的手掌里，肩膀剧烈地抽搐，喉咙里逸出断断续续的呜咽。那声音不像哭，像困兽濒死的低嗥。
“我把大小姐抱出莫家的时候，她刚吃了奶，睡得很沉。月光底下，她的小脸白得像豆腐，眉毛淡淡的，眼睫毛又长又翘，嘴角还挂着一丝没擦干净的口水。”老妇人抬起头，泪流满面，“她那么小，那么软，抱在怀里几乎没有分量。我一路走，一路想，要不拐去巡捕房自首算了。可是儿子还在里头关着，老头子还停在后院没入土……我狠不下心，我恨我自己狠不下心……”
贝贝静静地听着。
她从未见过三个月时的自己，也从未听任何人描述过。此刻她听见了，从遗弃她的人口中，像听一个陌生人的故事。
那个三个月大的婴孩，裹着细软的绫罗襁褓，颈间系着半块游龙玉佩，在腊月十六的月光下被抱出莫家大宅，辗转三百里，丢在江南小镇的码头边。
那个婴孩不知道冷，不知道怕，不知道自己从此将拥有另一对父母、另一个名字、另一种人生。
那个婴孩是她，也不是她。
“你在码头把我放下之后，”贝贝说，“做了什么？”
老妇人用力擦了一把脸，声音还是发颤，却比方才平稳了些。
“我照那人吩咐，把大小姐的襁褓搁在码头边一间货栈的后檐下。那地方背风，寻常没人经过。我把那半块游龙玉佩塞进襁褓里，又撕了块纸，借货栈后门挂着的灯笼写了五个字，塞在她贴身的小袄里。”
“请留她一命。”
老妇人点头。眼泪又淌下来，她不去擦，任它流进嘴角。
“我知道赵老爷要什么。他不要大小姐的命，他要的是莫家骨肉离散。大小姐只要不在莫家，是死是活，他不在乎。”她顿了顿，声音干涩，“可我在乎。我这一辈子，只做过这一件亏心事，我不能让大小姐死了没人收尸。那五个字是写给过路人的。但凡看见的人有半分恻隐之心，总会救她一把。”
贝贝沉默了很久。
窗外有卖糖粥的挑子经过，苍老的叫卖声拖得老长，从弄堂这头传到那头。座钟不紧不慢地走着，时针指向下午两点。
“那个接应你的人，”贝贝说，“是谁？”
老妇人摇头。
“我从未见过那人第二面。他中等身量，穿灰布棉袍，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事成之后，他兑现了承诺——我儿子七天后被放出来，棺材铺的债也清了。可他警告我：这事烂在肚子里，但凡走漏半个字，赵老爷让我全家陪葬。”
“所以你就烂了十七年。”
老妇人垂着头，没有辩解。
贝贝转身，往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那位二小姐，”她背对着老妇人，声音很轻，“这些年，你见过她吗？”
老妇人的肩膀微微颤抖。
“见过。”她说，“每年腊月十六，莫夫人的寿辰。那孩子每年都陪她母亲来蕃瓜弄后街的糕团店买松糕，只买一小块，用油纸包着，说是母亲年轻时最爱吃的味道。我躲在柜台后头看她，她生得和大小姐一模一样，眉心的红痣也是浅淡的，笑起来嘴角有两个梨涡。”
她顿了顿，声音低得像叹息。
“二小姐命苦。莫家败落后，她随夫人搬来闸北，一间八平米的棚屋，一张木板搭的床，一盏用洋油桶改的灯。七八岁的孩子，踩着板凳生炉子做饭，手背烫了泡也不哭。十岁那年夫人害病，她半夜一个人跑去药铺拍门，跪着求坐堂郎中出诊。十二岁进教会学堂，每天放学去给洋人太太做帮佣，攒下的钱全交给夫人。”
贝贝没有回头。
“她……恨莫家吗？”
老妇人摇头。
“二小姐从不提莫家。那间棚屋里没有一张莫家的旧物，夫人也从不跟她说起从前。可她心里什么都记得。齐家少爷每年来看她，她从来不肯收贵重的礼，只收书。她攒的那一摞书，每一本扉页都写着‘莹莹’两个字，字迹一笔一划，工整得像刻的。”
老妇人抬起头，望着贝贝僵直的背影。
“大小姐，”她轻声道，“二小姐等了你十七年。”
贝贝没有应。
她站在那里，像一尊被风沙剥蚀了千年的石像。窗口的斜阳落在她肩头，把旧棉袄染成淡淡的金红色。她手里还攥着那个装了绣品的包袱，攥得指节泛白。
良久，她迈开步，推开了那扇半掩的板门。
“大小姐！”老妇人撑着柜台想追，腿却软得站不起来，跌回椅中，“大小姐，你……你还来吗？”
贝贝在门槛外停了停。
阳光从门帘缝隙斜射而来，把她半边侧脸镀成暖金色。她侧对着老妇人，垂着眼帘，睫毛覆下一小片阴影。
“会来的。”她说。
老妇人望着那道身影消失在弄堂尽头，慢慢瘫回椅背。
柜台上还搁着糊了一半的火柴盒，糨糊干涸成半透明的硬壳。她枯坐了很久，像一尊失了魂的木偶。窗外卖糖粥的挑子早已走远，巷子里传来孩童追逐的嬉闹声，座钟的嘀嗒声清晰如初。
她低下头，把那张没糊完的火柴盒纸片捡起来。
指尖抖得很厉害，怎么也捏不住那薄薄的纸边。试了三次，纸片滑落，飘进柜台下的阴影里。
她伏在柜台上，喉咙里滚出压抑了十七年的哭声。
那哭声很轻，轻得像冬夜雪落。
贝贝走出蕃瓜弄时，暮色已经四合。
弄堂口的电线杆上亮起一盏路灯，昏黄的光晕在雪地上印出一个模糊的圆圈。她站在光圈边缘，回头望了一眼。
福安里十二号那扇板门虚掩着，门缝透出微弱的灯光。有炊烟从低矮的烟囱里袅袅升起，在铅灰色的天幕上晕开淡淡的一缕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