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议题，则是法国代表更为关心的议题。
接下来，便是烟土贸易合法化议题。
李鸿章将那份条款草案翻过一页，看过后，清了清嗓子，字斟句酌道：「接下来是烟土贸易一事。」太平军席卷南方，眼下又波及到了皖北、苏北，漕运断绝，两淮盐课锐减，各地厘卡的厘金征收也不尽如人意，眼下大清国财政举步维艰，连咸丰皇帝本人都愁得抽起了大烟解闷。
在这种窘迫的处境下，烟土之禁与不禁、严禁还是弛禁，比起大清捉襟见肘的财政来早已无关紧要。出发前咸丰已经对桂良、李鸿章等人交代得很清楚，若是洋人执意要贩烟，烟土之利绝不可让洋人独占，朝廷必须有份。
李鸿章话音落地，包令放下了手中的红茶杯，坐直了身子打起十二分精神。
怡和、宝顺等英资洋行资助包令、阿礼国等人深入中国北方进行军事冒险，胁迫满清朝廷打开内地市场和北方市场，说穿了就是为了更好地倾销烟土和大英帝国的商品。
桂良撚著胡须，缓缓开口：「我朝世宗皇帝（雍正）有禁烟之祖训，列祖列宗无不凛遵。然则，烟土一物，不可一概而论，用好了是良药，用坏了是毒药。我天朝愿开天恩，准以洋药名目进口福寿膏，化毒为药，福泽万民。」
姜还是老的辣，桂老部堂其他方面的本事平平，但论起如何在文字上替朝廷遮羞，确有一套。至于这洋药到底是治病的还是害人的，谈判现场的众人都心知肚明，没有说破。
包令闻言，脸上绽开的笑容比秋菊还灿烂，毫不吝啬地恭维了桂良几句。
他从来不在乎中国人把烟土叫什么名字，叫洋药也好，叫福寿膏也罢，只要关税单上盖了大清的关防印，拿到了白纸黑字合法进口的凭据，那便是大英帝国对华贸易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天。桂良见包令难得如此好说话，便趁热打铁：「既是以正当名目进口，自当足额缴纳关税。据我等议定，洋药纳税标准为每百斤，也就是每箱按照成色缴纳关银五十两至一百五十两不等。」
这个数字一报出来，包令眉头微蹙。
每箱五十到一百五十两的关税，这比他们预期的要高出一大截。
值此时，李鸿章又补充说道：「关税之外，还有销售限制，洋商只准在通商口岸将洋药卖给我国商人，一旦离口，即视为我国货物，之后只能由我国商人运入内地销售。外商不得直接参与内地贩运，违者以走私论处。」
桂良把关税定得这么高，李鸿章又把内地销售权牢牢抓在大清官府和商人手里，意图已是昭然若揭，鞑靼政府也想从烟土贸易中分一杯羹。
包令是聪明人，心知鞑靼政府这是穷疯了，财政快要破产了。
包令心里头飞快地盘算著，烟土贸易的利润足够丰厚，即便关税涨到五十到一百五十两一箱，这中间的利润空间依然惊人。
让鞑靼政府抽一份税，反倒意味著鞑靼政府从此被绑上了烟土贸易这条船。
一旦鞑靼政府正式参与合法分利，对烟土产生严重的财政依赖，烟土在中国市场的销路只会越来越顺畅，鞑靼政府会自动为他们打开销路。
从长远来看，这份关税不是损失，而是投资。这片土地的人从此将再也离不开烟土，世世代代为大英帝国生产吸食烟土的机器。
再者，鞑靼政府也需要财政收入来平息南方的叛乱，如果鞑靼政府未能平息南方的叛乱，取代鞑靼政府的是天京政权或者是武昌政权，对大英帝国都没有好处。
和鞑靼政府不同，天京政权和武昌政权都执行极为严苛的禁烟政策。
权衡再三，包令觉得关税高些也可以接受。
当然，包令也清楚桂良抛出来这么高的关税肯定是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双方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讨价还价，桌上摊开的关税数字被反复涂抹修改，从五十到一百五十两，一路压到四十五到一百四十两，再压到四十到一百三十两。
最终数字定格在每百斤按色缴纳关银三十两至一百二十两，达成了一致意见。
至此，一个延续了一百二十七年的禁烟时代，在法理上也宣告彻底终结。
此前满清政府禁烟尚是名存实亡，而今连名这块遮羞布也彻底被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