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州县科派无度。
夏税征粟，秋税征帛，然水旱无常，粟帛丰歉不定，州县却强按定额征收。
民有歉收者，需以高价折换，
胥吏又从中盘剥，一石粟竟需折钞两贯，民不堪负。
其二，转输损耗过巨。
江南之粟运至北平，途程千里，漕运损耗十之三四。
州县为补损耗，又加征耗米，名为贴补，实为苛敛。
其三，商税隐匿者众。
近岁应天、苏州、杭州商行兴盛，
如应天商行岁缴商税二十万两，占天下商税之半，
然其余商行多为豪强所控，隐匿钱本，偷税漏税，
十中仅缴三四，国用因此失却大半。
今朝廷岁用浩繁，北平官道需银三百万两，河南治水需千万两，
边军粮饷需银四十万两，若非公府商行输税支撑，几至左支右绌。
臣愚以为，欲解国用之困，当行三策！”
此话一出，在场官员眉头皱得更紧，
看向孔天纵的眼中多了几分冷意，
在场大半官员家中都有商事，
改税法、严商税，无疑是动了他们的根基！
孔天纵察觉到周遭的目光，深吸一口气，继续道：
“其一，改良税法，行一条鞭法。
通计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悉并为银，官为征收。
除商税外，田赋、徭役、杂派皆折银缴纳，不得再征粟帛钱钞。
如此则赋役归一，吏无侵渔之隙，民免转输之苦。
其二，严商税，核钱本。
遣御史巡按各地商行，核查资本多寡，按十分之一课税。
豪强隐匿者，没其半产，商贾依规输税者，免其杂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