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忙去屋内取茶具，陆北顾则是从苏轼手中接过纸张，细细品读。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
看完后，陆北顾并没有评价文章本身，而是正色问道：「既然子瞻以为如今天下虽安定无事，却有不测之忧，那子瞻是欲做这消弭不测之忧的「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吗？」
陆北顾看著苏轼，等待著他的回答。
毕竟，在陆北顾的印象里，苏轼似乎一开始是反对变法的，与这篇《晁错论》的论调截然相反。而随著他细细打量苏轼，却发现跟瘦了不少的苏辙相比，几年过去，苏轼看著倒有些发腮了。「那是自然。」
苏轼抚著短须，很有激情地说道：「当年琼林宴上，你我同榜，如今子衡已是国之栋梁，开疆拓土，名动朝野，当然要效仿子衡，为天下人做些事情！」
陆北顾微微蹙眉，他当然不会认为苏轼的转变完全是因为他的影响，所以又问道：「那子瞻觉得，大宋的这些不测之忧，是要以激进手段进行变法改革，还是以温和手段徐徐图之呢？」
「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当然要徐徐图之。」
听了这话，陆北顾点了点头，这就解释的通了，看来苏轼不是反对变法，只是反对过于激进的变法。今年是嘉祐五年，从后周显德七年陈桥兵变算起，大宋立国刚好百年，而对于大宋在这一百年间积累出的种种弊病，有识之士们是看的很清楚的......或者换句话说，其实变法这件事在大宋朝野间一直都很有受众。
正因如此，十几年前才会出现那场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但问题是变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除了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之外，还需要面临同样支持变法的人的攻订....如果你不够激进，那你就会被更激进者认为过于保守。
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温和变法者通常都会成为两头不讨好的人，倒台的最快。
可一旦主张激进变法者上台，变法又必然伴随著大量投机者的加入，以及不可避免的阳奉阴违，导致基层执行走样，致使出现灾难性的结果。
这时，苏辙已提了茶壶出来，道：「子衡兄已是功成名就，我兄弟二人，却还在此苦读备考，真是惭愧「此言差矣。」
陆北顾摆手道：「制科乃大科，若能高中，前程不可限量，况且以你兄弟二人之才，何须妄自菲薄？」听了这话，苏轼叹了口气道：「子衡有所不知，如今朝廷员多阙少，我们这等离京数年的，哪里轮得到位置？要不是杨待制，我等连兜底的差遣都无。」
「杨待制？」陆北顾心中一动。
「正是天章阁待制、判吏部流内铨杨政杨公。」
苏轼正色道：「杨公得知我们兄弟二人守孝期满回京，却无合适差遣，便特意关照，给我们兄弟二人分配了河南府内两个县主簿的差遣，不过倒是不必马上去赴任，可先试著考明年的制科，若是考不上再去赴任，这样不管怎地也算是有个官做。」
杨敢这个名字他从杨文广那里听过，杨业是杨敢的曾伯祖父，其以进士入仕，历任地方，颇有政声，只不过，杨敢虽然是杨家将的后代，却完全没有继承祖先的军事天赋，偏偏朝野上下却都认为他必然知.....所以杨敢的仕途，用「屡败屡战」来形容是很准确的。
庆历三年，杨敢升任提点荆湖南路刑狱公事，正逢徭人叛乱，于是朝廷命杨政督师讨伐，杨散到湖南后，带兵深入摇人所居的山区讨击，但荆湖南路宋军久疏战阵，畏慑而不能战，于是在孤浆峒之战里，宋军前锋竞阵前退却，导致全军溃败，杨政跌倒在山岩下，幸赖有浅草卸去下坠力而得以不死，而后几年，杨畈带著宋军与摇人作战，整体来讲输多赢少，好在最后凭借绝对兵力优势平定了叛乱。
皇祐四年，杨敢升任广南西路体量安抚提举经制盗贼，被朝廷派去对付侬智高，被侬智高打得大败，降知光化军，好在因为跟著狄青一起平叛，才因功升了回去，并且于嘉祐三年接替郭申锡任户部副使，但去年因与三司使张方平在河北成兵军装用绢一事上争执激烈，张方平容不下他，经由韩琦说情，富弼将他调去判吏部流内铨，专管官员铨选调任。
「杨公确是难得。」苏辙叹道，「他与我们说，朝廷如今最缺的不是庸碌之官，而是有真才实学、敢言直谏之士，所以鼓励我们好生备考。」
陆北顾静静听著，心中却想到杨败与张方平的那场争执。
张方平奏请将发给河北戍兵的军装，从河北本地所产土绢改为杂绢，杨敢却密奏不可，表面看是绢帛质量之争，实则是政斗，两人在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矛盾已经公开化了。
而这件事，其实也是张方平罢三司使的前；奏...…团结不了副手，以至于两人只能留下来一个，本就是种不好的政治信号。
不过陆北顾不好说什么，只能随口问道：「杨公近来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