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这一笔属于可写可不写，全看陆北顾心情，要是陆北顾在文书里不写，那谁也不知道还有这回事。
而王陶除了成为第一批馆阁编校书籍官之外，还与吴奎、吴中复、王安石等人一同被委以考察牧马利弊的重任，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言谈间显得也很轻松。
显然，对于他这种交际高手来讲，相比于困在外地不断迁转，被调回中枢，简直就是鱼入大海。王陶提议，四人举杯同饮了一杯，气氛渐渐活络起来。
而聊著聊著，话题就聊到了王安石身上。
曾巩看向王安石，道：「介甫，你屡辞恩命之事，其实我是不太理解的.....远的不提，就说近来，同修起居注，何等清要之职，多少人求之不得，你却连连上疏力辞，甚至甚至避入溷轩，以致阁门司吏员徒劳往返，此事传为奇谈，连我在来京的路上都听说了。」
「对啊。」王陶也问道，「我听说不久前，朝廷还任命你为贺契丹正旦使，此乃增光添彩、历练资历的良机，你亦坚辞不受，最终改由王绎王判官前往，说实话，我实难理解，介甫你何以对这些旁人眼中的晋身之阶，如此避之唯恐不及？」
一时间，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沉默片刻，才开口道：「我非是矫情饰行、沾名钓誉之辈，辞却使辽之命，原因有二。」「其一，北朝内部权争日烈，我觉得此时出使，看似风光，实则容易引起纷争，而且说的实在点，我非是长袖善舞之人，与其战战兢兢地到那唯恐言行有失国体，不若让更擅辞令、通晓北朝典故者前往。」「其二，出使往返动辄便是大半年，如今度支司事务繁杂，千头万绪，皆关乎国计民生。我既在其位，便需谋其政，若因一己之私，贪图使节虚名，离岗日久，恐致公务积压，贻误时机。而譬如漕粮北运、军粮筹措，皆有定时，耽搁不起。」
「至于屡辞同修起居注...此事关乎我立身之本与平生志向，其缘由，或许更为诸位所不解。」但既然已经说了，王安石索性都说了出来。
「修起居注，日侍天子左右，记录言行，确实亲近宸颜，易得青睐，是仕途捷径。然其职贵在「记录』，而非「建言』，于我而言，无异于将一副枷锁套于身上。」
「一我辈读书入仕，所为何来？」
王安石很认真地问道：「岂是为了一己之官位禄秩？岂是为了终日唯唯诺诺，做个泥塑木雕般的清贵之臣？我常思，当今国势，表面承平，内里却是积弊丛生，冗官、冗兵、冗费，犹如附骨之疽，侵蚀国本，百姓困于赋役，边陲时现警讯，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岂是优游林下之时？」
这话其实说出来挺得罪人的，因为王陶和曾巩都在馆阁里呢。
不过王安石显然不在乎这些，他继续说道。
「我之志在于经世致用，在于革故鼎新，我欲效法古之贤臣，厘清吏治，整顿财政，强兵富民，而这些构想，非埋头于故纸堆中所能得，亦非仅凭记录君言臣行所能推行，需要扎根于实务，需要洞察钱谷刑名之细微，需要如子衡这般，去地方上与胥吏、商贾、边将乃至底层百姓打交道，知其疾苦，明其利弊！」「若困于修注之职，终日禁锢于宫禁之内，与真实民情隔膜，与繁琐实务脱节，纵有满腔抱负，万千筹划，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
「故而，辞修起居注，非是不慕名利，实乃不敢因虚名而废实政，不敢贪图捷径而偏离初心！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而「职不合亦不敢虚与委蛇』，我宁愿行此「拗』事，受些非议，也要守住这方能够切实做事的天地。」
一番长篇大论，直抒胸臆，王安石将自己那迥异于常人的抱负、性情与行事逻辑，都说了出来。怎么说呢，不管王安石的变法思路如何，此人确是有大志向、大魄力之辈，其思维之缜密、性情之执拗，以及对「实务」近乎偏执的看重，都在此番话语中展露无遗。
而王安石这种人，在讲究循资升迁、看重清要官职的大宋官场中，虽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此时这番话，却也因其纯粹与坚定，别具一种撼人的力量。
王陶先举杯道：「介甫志存高远，坚守本心，不为浮名所动，不畏人言可畏，在下佩服。」陆北顾也跟著举杯：「这杯酒，敬介甫兄这番肺腑之言，亦敬我辈读书人心中那份未曾泯灭的经世之志！」
「敬介甫兄！」曾巩没说出太多话。
王安石见众人理解，也是举杯慨然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