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杰历史上确实是《十月》的三代目。
他准确发现了文学消退的真相：八十年代，由于各方面因素，作家事实上成为了意见领袖，兼任调查记者、娱乐明星等等。
其实很多人是不看文学的，至少是不能分辨文学好坏的一大众对这个作家的评价，完全看这个作家到底干了多少真事儿。
等到特殊时期，这一特殊地位一消失，作家自然就走下神坛了。
作家应争取这些夹缝中的表达权利，而不是满脑子钻研文字—这没用！
「你写的可以，就是把我夸得太多，我受之有愧。」余切说。
陈东杰当然不会谦虚：「我把文章发到《十月》编辑部，看看编辑们怎么评价？我相信他们会给出妥当的评价！
这篇名为《群众中的余先生》的文章传真到了京城。
不用多说，老编辑一拍大腿，副社长张守任道：「这样的文章不发去《十月》，还有什么担得起？」
全体一致通过。
《十月》是有个文学赏析板块的。1991年六月刊的《十月》，久违的迎来了销量的大上涨。不仅上面连载有余切的新小说《一个都不能少》，更有随行编辑陈东杰对余切的研究稿。
在这篇研究稿中，读者看到了余切赴美后如何被海外读者欢迎，即便是《一个都不能少》这样的纯中式小说，竟然也引得美国人来捐款。
「余老师把群众路线都贯彻到美国人身上了！」
这一年，内地作家管谟业正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参加文学活动。在这里，他见到「余学」盛况，几乎所有人都和他询问他和余切生活的细节，那些人的眼中充满希冀，即便管谟业把一件事情讲了许多遍，他们还是百听不厌。
「我一开始是余先生的书迷，像你们说的，我属于是余主义分子」，1985年杭城会议我还和其他人大吵一架，就因为京城来的陈建工批评了余先生，而我认为他没有那个资格————」
「等到了余先生开班授课之后，反而不如那么亲近了。为什么？因为余老师的老想著把我拧」过来，而我不愿意————」
「他为什么要拧」过来？是这样的，他觉得我不应该写什么魔幻现实主义，可我实在是控制不住！」
管谟业来马来西亚是领奖来的，赚钱来的。过去几年，管谟业已经在华人世界闯荡出名声。
他小说《红高梁》被导演张一谋翻拍成电影之后，赚了四千块钱，之后又迎来了版税时代，他终于「暴富」了！
这段合作相当愉快，因此张一谋让管谟业再写一个本子，要求「一有大场面，二有农村题材」，等到管谟业把小说《白棉花》写出来之后，张一谋看了却不答应了，说这「小说为了拍电影而写，不好」。
事情黄了！
而且张一谋如今是大导演，身边多的是愿意提供剧本的作家。他有十个百个「管谟业愿意上门合作。
以前，作家代表文坛统治影视圈，任何导演、影帝影后，都要求著大作家给剧本。而现在起了一些变化：厉害的导演，已经能对作家挑挑拣拣。
作为亲历这十年沧桑的管谟业，还是挺唏嘘的。
那么，如果是余老师会怎么样呢？
张一谋不敢放肆了，很小心：「我至今为止还没有得到过余老师作品的拍摄权，因为西影厂买不起。不过，只要余老师点头，我自然会放下其他事情，全力准备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