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很好，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谁在做主？」经济部长说，「在全球化的几十年后，现在有一种趋势，我们政府沦落为了跨国企业的服务部门，成了他们的外置触手，跨国企业反客为主，绑架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屈从于他们。」
讲到这里，经济部长还十分兴奋。「我们过去只觉得古怪，但不知道原因，现在终于发现倒反天罡了。我们为什么追捧《计划体制》？因为我们政府要把我们的权力夺回来。」
「这和日本有什么关系？」科尔问。「我用过日本货，日本货是很好的！」
「先生！」朔伊布勒忍不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是汉堡大学的经济系高材生，我想我有资格回答。」
「你讲————」
朔伊布勒娓娓道来。「在整个八十年代后期，推动日本地价上涨的主力是日本大型财团。他们拿走日本平民的钱，用于炒房囤地，跑到海外大肆挥霍，这段时间日本资产上升的速度远远快于工资上升幅度。」
「所以————」
科尔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所以如何呢？
朔伊布勒说：「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资本变得更为富裕了，而市民相对贫穷了，市民的工资上涨是一种货币幻觉————国家的财富其实已被少数人夺走。这时，政府越是保护那些大型资本，就越是成为压榨本国国民的帮凶。我们发现明明经济得到增长，但国民反而不投票给我们，因为他们确实是没有得到好处。」
「那又怎样呢？难道日本的有钱人，就不是日本人了？肉烂在锅里面————总会流通到社会里。」
「但今天的资本家不是日本人。」朔伊布勒忽然说。
「那是美国人？」
「也不是美国人。」朔伊布勒又道。
这些话像雷一样，隆声阵阵，蕴含著二战以来西方各国经济的终极奥秘，也命中了这一辉煌经济成就的究极死结。
那就是，这些成果究竟为谁所有？
保护个人财产是应当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的财产归于某几个人，这是应当的吗？
匈牙利人科尔奈曾经为苏式经济的崩盘感到惋惜：在他看来，自由经济也有诸多弊病，但苏联输了，结果就是他们的成就一文不值，他们的发展方式成了笑柄。
「人们总把经济上的成就，上升到两种制度，甚至两种文明之间的优劣，但我们所处的时代只是某一时间的某一方面。」
这是科尔奈的原话，也是科尔奈后半生研究的方向。在红旗落地，东欧国家纷纷变色的当下，他仍然孜孜不倦的为苏系国家开药方一一因为他觉得，这里面有太多未能探索的可能，可人们就这样放弃了。
回到《计划体制》，回到这条长圆桌上。
众人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寂静当中。就连科尔也明白了什么，但他还是追问道，「这些人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