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上。”他说。
她摇头：“不用，我能走。”
他没坚持，只把草鞋塞进她背篓，自己脱下胶鞋，赤脚踩进田埂边的泥沟里，俯身拨开浮萍，捞出几只青背虾，又掐下几茎嫩藕芽，洗净，放进她带来的搪瓷缸里。
“尝尝。”他递过来。
藕芽清脆，微甜带涩；虾肉弹牙，裹着山泉的凉意。她吃着，他坐在田埂上，用草茎编一只蚱蜢，手指翻飞，须臾成形，绿得鲜活。他递给她，她接住，指尖相触，他指尖微凉，她掌心滚烫。
夕阳熔金，泼洒在梯田水面，碎成万点金箔。他忽然开口：“你以后，会走吗？”
她愣住，没答。
他望着远处炊烟升起的村庄，声音很轻：“云岭太小，留不住人。”
她听见自己心跳声，比蛙鸣更响。
那一夜，她伏在灯下写日记，钢笔尖悬在纸页上方，迟迟落不下一个字。窗外月光如水，静静流淌在摊开的《唐诗选读》上，翻在王维那页：“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她盯着“云起”二字，忽然觉得胸口发胀，像有什么东西正悄然破土，顶开所有理智的硬壳，执拗地向上伸展。
她终究没写。
可有些情愫，本就不必落笔。它早已长成藤蔓，缠绕在每一次目光交汇里，攀援于每一段并肩而行的山路间，扎根于每一口共享的山泉与藕芽之中——无声，却比任何告白更笃定。
高考前一个月，林晚的母亲突发脑溢血，送进市医院抢救。她连夜搭绿皮火车赶去，临行前只匆匆给陈砚留了张字条，夹在物理课本里：“妈病了，我去陪几天。槐花快谢了，等我回来。”
她以为很快就能回。
可母亲术后昏迷三周，醒来后左侧偏瘫，语言功能严重受损。父亲勘探队任务紧急，无法脱身，家中只剩她一人照料。她请了长假，在医院陪护室支起一张折叠床，白天喂水擦身，夜里守在病床边听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
她给他写过三封信。
第一封，寄出后一周，收到回信——只有一页纸，上面是他熟悉的字迹：“保重。槐花落尽，新叶已成荫。”
第二封，她写母亲能握她的手了，写窗外玉兰开了，写她梦见云岭的雨。信寄出，杳无音讯。
第三封，她写自己可能无法参加高考，写她想回云岭，哪怕只待一天，看看那棵槐树，看看他。信封投进邮筒时，她指尖发颤。
那封信，他没收到。
邮局那天下暴雨，山洪冲垮了通往云岭的唯一公路桥，邮件滞留七日。等信辗转送到陈家坳，已是七月十五——高考放榜日。
陈砚考了全省理科第三名，被京大录取。通知书送到时，他正蹲在院中劈柴。奶奶把信递给他，他拆开，目光扫过那行铅字，手指忽然一抖，斧头“哐当”一声劈歪，深深嵌进木桩里。
他没说话，只把通知书折好，放进贴身衣袋。当晚，他收拾了一个旧帆布包：两件换洗衣裳，一本《普通物理学》，三支削尖的铅笔，还有那本她曾借阅过的《唐诗选读》——书页间，夹着一朵早已干枯、却仍保持淡紫的紫云英。
他没告诉任何人要去哪儿。
只在凌晨四点，摸黑走到老槐树下，在树干上用小刀刻下两个字：“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