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安石为首的元祐党人，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元丰党人，从宋神宗斗到宋哲宗。
双方不是今天我全盘否定你，就是你明天全盘否定我。
先是元丰党人碑，后是元祐党人碑。
然后，苏轼这个荔枝派就被人当成皮球，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徽宗上台，通过蔡京这个没节操的，用一个“元祐党籍碑”，才算是结束了这场党争。
然而，当蔡京垂垂老矣，关于联金灭辽又一次在朝堂上掀起了党争。
同时，党争或者说文官争斗还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文官的节操，越来越低。
以宋末为例，越争越是没节操。
如果说，范仲淹、富弼时期，北宋的文官士大夫节操还能有八十分。
那么王安石、韩琦、文彦博时期就剩下个及格分了。
而新旧党争最为激烈时期，士大夫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越过及格线，不断的刷新着节操的底线。
等到宣和、靖康乃至于赵九妹时期，李纲的遭遇和秦桧、杜充的行为告诉我们，不是负数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大明。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
而决定是群是党的因素，则是利。
因利而聚，利尽则散。
对于如何解决党争，朱由校选择亲自下场，捏住这些人的脖子，物理禁言，然后告诉这些人，干事儿的留下，不干事儿的滚蛋。
皇帝眼里，没有所谓忠奸贤佞。
只有能干事儿的和不能干事儿的。
无所谓东林还是阉党，亦或者其他的什么玩意儿。
就像是清浊之辩中的那句歌词一样。
武则天看重狄仁杰，但也没放弃来俊臣。
嘉靖用海瑞，但却重用严嵩。
都是一个道理。
无所谓这党那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