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外交上的被动之外，闵妃之死对日本造成的恶果还远没有结束。
当时的朝鲜国王，也就是高宗李熙本就是以性情懦弱著称，政治倾向也长期游移不定，属于又听枕边风还听风就是雨那种。因此，也很难用亲华、亲日或亲俄这样的标签来定义李熙。
但是，闵妃之死让李熙走向反日前台的同时，也最终让李熙的政治观点“定型”，从此造就了一个坚定的反日派。当然，李熙的复仇欲念也无可能依托于自身的实力来实现，现状是他基本上处于被日本软禁于宫中的状态，想有所作为首先就得摆脱日本的控制。
在亲俄派势力的鼓动之下，1896年2月11日凌晨，也就是闵妃遇害四个月后，李熙和世子借着夜色掩护乘坐两顶宫中女眷的轿子出逃，幸运的从几百名守卫的眼皮底下胜利大逃亡。
晨7时，高宗抵达俄国公使馆寻求庇护，这也就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俄馆播迁”事件。
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闻讯后哀叹，“天子为敌所夺，万事休矣!”事实上，日本此前对朝鲜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挟天子以令天下”来实现的。
果然，李熙一到俄国公使馆就“大发龙威”，将自己长期以来对日本的怨气通过一道道诏书发泄出来。对日本而言杀伤力最大的就是，下诏解散亲日内阁，以亲俄内阁代之，大规模逮捕亲日派大臣。
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日本此前看似坚固无比的在朝势力由此连根拔起，而此时距离甲午战争结束还不到一年。日本通过一场战争获得的利益几乎被李熙的一次逃亡全盘毁掉。
从此，朝鲜看似就是俄国人的天下了。
【乐观的帝国】
没有人料到，心有余悸的李熙竟然在俄国使馆呆了整整一年。在此前后，日俄之间就朝鲜问题进行了三次谈判，双方终于也划分了在朝鲜的势力范围，俄国虽然奠定了在朝的军事政治优势，但日本也算在谈判中稳住阵脚，挽回了一些在朝的利益。
1897年2月，在李熙回宫之后，自觉在排日运动中取得彻底胜利的朝鲜朝野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称帝运动”。
按照传统中华天下秩序的礼制，朝鲜奉中原王朝为正统，自身规格只能是“王国”，国王只能是国王，唯一的皇帝在中原。
在此时的朝鲜看来，称帝不仅可以振奋全国人心，更能巩固国势，确保独立之实，正如朝鲜《独立新闻》所说，“数百年来，朝鲜人只视清国皇帝为唯一皇帝予以尊奉，然而此时朝鲜的忠臣们开始认为朝鲜大君主陛下实乃与清国皇帝地位同等，这的确是朝鲜已经得到自主独立的表征”。
当时最好笑的一个理由是，称清朝与朝鲜共同承接中华正统，就如同奥地利和德意志共同承接罗马正统，所以朝鲜也应称帝。
1897年10月，李熙像历史上很多中国皇帝那样“勉强”接受了臣民们的“劝进”要求，登基称帝，宣布改朝鲜国号为“大韩帝国”。
吊诡之处在于，李熙是在朝鲜五百年历史上国势最为孱弱的时代，做了一件超越所有列祖列宗的事。以历史的先见之明打个比方的话，李熙称帝，就如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前夕的称帝，就如吴三桂穷途末路之时在湖南衡州称帝一般“不吉”。
日本人对此当然非常不爽。日本国师福泽谕吉当时就评论说：“朝鲜国王今后将以皇帝陛下称之。这实在是令人惊讶不已的事。称号为国王或皇帝，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但如果说到其皇帝陛下支配的‘帝国’之状况如何，从外面看该‘帝国’简直不成体统。这位国王直到近日还寄居于他国公使馆，连国王自身之居所都难以安定而遽然称帝，对国内外还能施加怎样的威严呢?”
必须说的是，朝鲜朝野在称帝前后是前所未有的乐观，对内启动了改革，对外在俄国的撑腰下，此前不可抗拒的日本威胁已然被赶出了朝鲜，“中兴”的时代来临了!
从当时的朝鲜报章中透露的情绪来看，甚至可以说“狂得没边了”。《独立新闻》当时称此前的宗主国“世界上最贱之清国”，“人民懦弱、卑贱、愚昧、肮脏、毫无爱国之心，受人贱待而尚不自知，受人蔑视而不知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