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报中的说法，也与侯于赵一样，“谓开泇非数年不成，当以治河为急”。
万历皇帝听后，很不高兴。
责备侯于赵等人阻碍这件事，对其勘察的奏议表示质疑，并说这和傅希挚的奏议大不相同，指责他们是“不能靠其办成大事的人”。
但实际上仍听任了他们“先治黄河后开泇“的想法，使开泇之议再次泡汤。
至此，“开泇河”之议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对朝廷来说拿不起又放不下，朝臣们对此更是忌惮慎言，再不敢触碰这个话题。
这种情况持续到万历二十一年，黄河又决口下漫沛县、徐州，漕运再次被阻。
当时舒应龙任总河尚书，他借宣泄微山湖及其鱼台等县积水的议题，奏准在韩庄开一支渠，从韩庄向东，引湖水经过彭河走泇。
韩庄支渠开挖虽然仍没有解决运河避开黄淤的问题，但它却在很大意义上揭开了开挖泇河的帷幕。
之后在万历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黄河大水之际，黄河又在徐州黄堌决口，河道向南迁移，徐州、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
到此时，开挖迦运河已经由考虑变成必须，朝中大臣这才开始支持此议。
在刘东星主持下，于原来舒应龙开挖的韩庄支渠基础上，对河槽加宽加深。
刘东星排除种种困难，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开通了泇河。
并于韩庄向北在湖东开河四十五里，以便纤挽船只，避免湖中行船风险。
泇河虽然初步开通，但尚不能通运，仅能通行小船：“河身尚浅，水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广粮船重大，艰以通航”。
万历三十一年，时任总河侍郎的李化龙再一次提出开挖泇河通运，并于次年正月上《请开泇河酌浚故道疏》，其中提出开泇河的“六善”、“二不疑”说，更全面阐述了开泇通运和避黄的必要性及益处，言之具体而现实，深得万历皇帝的赞成。
诏命即刻集中力量开工，为漕运大计做好长远的打算。
李化龙循旧迹，自夏镇南李家口向东经种口，渐转东南郗山，至韩庄折向东，经台儿庄转东南至邳县直河口入黄河，全长二百六十里，统称泇河，至万历三十二年五月通航。
至此，后世可见的京杭大运河才算彻底确定下来，直到新中国建立，运河依旧保持着现在的河道，再未改变。
实际上，迦运河的开通，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水患对漕运的阻碍，用清代治河专家、河道总督靳铺的评价说：“有明一代治河，莫善泇河之绩。既避黄河之险，又资泉湖之利”。
综观明代围绕山东南部的治河保运，朝廷大臣在主张上形成两派：即“借黄行运”派与“避黄行运”派。
“避黄行运”派的主张从翁大立、傅希挚、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等人的议奏中，已看得比较清楚。
主黄派以潘季驯、万恭、常居敬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当时的根本问题是黄河，只要集中全力把黄河治好，既可以使百姓摆脱黃祸，又可以借黄行运。
潘季驯在万历年间开始尝试用束水攻沙法，治理徐淮黄河的成功经验证明，黄河淤塞运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不必分散力量再开新河。
在“泇河之议”中，以潘季驯为代表的主黄派反对开泇河。
在泇河开通之后，他们又认为开挖泇河是不成功的，严重贻误了对黄河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