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也要考虑到大明立国后对蒙元的一贯态度，如果轻易就改弦更张可能造成的巨大影响。
这就是魏广德现在对隆庆皇帝心理的分析，既想和解又担心国内反对之声太盛，进而影响到自己的皇权稳固。
而在刚才，内阁几人分析此事时，魏广德“不经意”间就透露了这点想法。
所有表达对态度的奏疏，都是被隆庆皇帝留中，所以很有可能，最后让皇帝下定决心的就是看那边支持的人多。
现在听到李春芳重提先前魏广德的猜想，高拱只是思考片刻就答道：“此话有理，最关键此时若真看朝臣的意见，我等阁臣这五票算是投不出去了。
因此，我们更要拉拢每一个朝中三品以上官员和勋贵，以获取他们的支持。”
之所以这么说，其实高拱已经是按照皇帝召开廷议的模式来对待此事。
在明朝，处理政务主要有三种形式，分别是圣裁、阁议与朝议。
圣裁即“宸衷独断”，是皇帝个人进行决策，这种方式在传统和法理上都是最重要的决策方式。
明代的内阁在初期也是皇帝的非正式的顾问机构，与以前的尚书、中书、枢密等性质相似。
之后，内阁逐渐成为正式的机构，但其主要任务仍然是为皇帝提供咨询，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明代初年皇帝经常参加内阁的集议，但自成化以后就基本上不参加了，只有孝宗还偶尔召见阁臣。
在明代，章奏的转呈与皇帝的批答乃至于最后发抄生效，都必须经过内阁，内阁进行票拟时，阁臣要集议，即阁议，形成共识。
自英宗之后，皇帝怠政普遍，内阁的票拟成为皇帝决策的最重要依据。
虽然内阁票拟须经皇帝批红方能成为决策，但没有内阁票拟的中旨传出被视为不符合程序，六科可以封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皇帝只是执行了阁议的决定。
中国向有“大事必集议”的传统，即君主和大臣集体议论国事，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秦汉时期已发展出了一套皇帝和羣臣讨论决策的机制，这种机制到了唐代更加成熟，到了明代已经发展成为廷议，也就是集议。
根据决策的内容、参与人员和集议地点的不同，有朝议、阁议、廷议、部议等形式，但其实都算廷议的一种。
其中部议主要是六部将皇帝交付的有关本部的奏章，进行部内的讨论和议决，提出具体处理意见。
阁议主要讨论超越六部和九卿职权所辖的政务，提出对策，大致而言，阁议讨论的是国家日常政务中出现的问题。
更为重大的决策则须提交廷臣集议，即朝议、廷议。
所有这些集议的结果都需上奏，由皇帝做出最后裁决。
做为商议重大机要决策的廷臣，则是指朝会上有资格进殿的那一小拨人，也就是朝廷三品以上文武官员。
虽然不管是廷议还是阁议，最后的结果都需要皇帝“圣裁”，但因为明朝中后期独特的政治体制，皇帝对于阁议和廷议的结果，一般都不会反对，而是会选择认可，因为这代表朝廷的决议。
应该说，魏广德做出皇帝可能希望通过廷议来确定对蒙古的态度，对内阁几人来说都是最为不利的结果，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在这件大事上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