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南京之后，李来福啥也没干。
他把公文包往桌上一扔，鞋子一蹬，整个人往那张小床上一倒，被子拉到脖子，闭上眼睛。没有文件，没有德语，没有杜先生也没有黄大爷，没有几千万美元也没有军火采购。只有床，只有被子，只有枕头。他睡了这辈子最好的一觉，没有梦，没有半夜惊醒，没有翻来覆去地想事情。眼睛一闭一睁，天亮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像是换了一个人。眼袋消了，血丝退了，脸色从灰白变回了正常的颜色。对着镜子照了照，还用手掐了掐脸，生疼的。是活的不是死的，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点了点头，活得挺好。
到了办公室，桌上一如既往地堆着文件。他坐下来开始批，批了几份，手感回来了，速度也上来了。脑子里的思路一条一条地理清楚了，先跟大队长怎么说，后跟大队长怎么说，他如果问什么，他怎么答，都想好了。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站起来，整了整衣领，准备出门去找大队长。
门被推开了。同事探进半个身子。“来福，大队长找你。”
李来福愣了一下。“找我？”手还在半空中，刚整好的衣领又被这一愣给弄得歪了。他这几天没犯什么事吧？请假是按程序请的，休假是领导批的，去上海是办正事的，虽然没跟大队长汇报但那是还没来得及。不管了，先去再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躲不过就跑——跑到哪儿去？跑到哪儿大队长都能把他抓回来。算了，不跑了，去就去。
他快步走到大队长办公室门口，敲门进去。大队长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几份文件，手里拿着笔，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从上到下，从头发到鞋面，李来福脸上每一个毛孔都被这一眼扫过了。
李来福在办公桌前站定，立正站好。“老爷，您找我啊。”声音不大不小，不卑不亢，心里的小鼓咚咚咚地敲。
大队长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嗯。前几天跑去上海了？”
“是的。”李来福点头。
“还搞得一脸颓废。去干什么了？”大队长的语气不重，但那种“你以为我不知道”的味道很重。不是审问他，是让他自己交代。自己交代和被审问，性质不一样。
李来福深吸一口气。该来的总会来，该说的总得说，早说早完事，晚说更麻烦。他往前站了半步，把酝酿了好几天的那些话，用一种尽量自然、尽量诚恳、尽量不像背稿子的语气，说了出来。他说他这段时间读报读书看时局，越看越觉得不对，感觉中日必有一战。日本人步步紧逼，从关税到倾销到万宝山惨案，一条一条摆出来。日本是亚洲唯一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我们的实力跟他们差太远了，不提前做准备到时候就要吃亏。所以他去找了黄老和杜先生，跟他们说了自己的想法——不是借钱，是说出钱买军火捐给国家。
大队长听完，没有立刻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看着李来福，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说什么。
“不好好准备留学的事情，你一天操的心是真多啊。”语气里有嫌弃，但那嫌弃是自家孩子不听话的那种嫌弃，不是领导对下属不满的那种嫌弃——不是真正的嫌弃。
李来福看到那个表情，心里的大石头落下去了一半。既然不是真嫌弃，那就可以表演了。他往后撤了半步，膝盖一弯——金鸡独立——不对，滑跪。这个动作他在蒋家老宅的青砖地上练过，在黄埔的水泥地上也练过，虽然上次在奉化老宅的地面上因为砖缝太宽失败了，但这次的地面——他低头看了一眼，木地板，滑得动。
他跪下去，往前一蹭，双手抱住大队长的小腿，脸往大腿上一埋，开腔了。声音不大但感情饱满，带着一种“我不是在拍马屁我是真心的”的味道。“老爷啊——我是想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总得做些什么啊。黄埔教我什么？教我的不是当官发财，是革命者来。革命者来了，不能光在办公室批文件吧？我总得做点实事吧？”顿了顿，声音再降两度，沉下去了，“而且我对您那是一片赤胆忠心，天地可鉴啊——”
用大队长的裤腿擦了擦眼角。
大队长低头看着趴在自己腿上的李来福，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不是感动，不是嫌弃，是那种“我想把你踢开但又觉得不太合适”的纠结。因为李来福的眼泪鼻涕正往他裤腿上蹭，那块布料已经湿了一小片了，凉飕飕的。他伸手想把李来福推开，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不是不忍心，是不知道该往哪儿下手。这小子把脸埋得太深了，推脑袋不对，推肩膀也不对。
李来福趁热打铁，把底牌亮了出来。“这次我去上海，一共筹到了三千万美元，用来购买军火，都是想捐给党国的。不是我吹牛，是真金白银。黄老出的钱，杜先生出的钱，还有张啸林张先生，上海三大亨。他们一听说要买军火捐给国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往前蹭了蹭，把脸埋得更深了一些，声音更沉了一些，沉得差点自己都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