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杨天勇已年过四十，早没了上班的心思。
在单位里，同事关系处不好，也挣不下几个钱，没来由地还总要挨训。
如今好了，可以天天和兄弟们厮混在一处了，索性一条道走到黑。
被单位开除，他丝毫不觉得是自己有问题，反倒认定是领导在刻意刁难他——当初在铁路派出所，领导扣我钱；到了看守所，又扣我钱，还训斥我。
行，我给你们俩都记在黑名单上，有朝一日，把你们也一块儿放锅里煮了。
从这以后，杨天勇便彻底离开了警察队伍，玩上了全职劫杀的勾当。
到了二〇〇〇年春天，杨天勇再次联系肖林，想再干上一单。
肖林仍是找借口，不愿参与杀人。
杨天勇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怎么回回找你，你都不参加？莫不是有了什么别的想法？
肖林只说身体确实不适，不能参加行动，但为了打消政委的疑心，他把柴国利给派了过去。
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正是柴国利参与的这桩案子，为整个团伙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二〇〇〇年四月中旬，杨天勇开车带着相好曹丽敏，去了新开业不久的威龙酒店吃饭。
从酒店出来，在停车场里看见了一辆顶配的三菱吉普，他立时便有了想法。
不过这一回，他并没有立刻动手，而是打电话给滕典东和大侄子杨明才，让他们过来，先摸清车主的身份和日常行驶路线，准备找个最合适的机会再下手——他跟你玩起套路来了。
几天过后，探马来报：车主是个五十岁上下的老板，名叫王春锁，每日的行车路线也已查清了。
那便动手罢。
四月二十三日，杨政委派杨明才、滕典东和柴国利，在关上路与关南路交叉口附近，冒充警察设卡。
他自己则开着车，载着曹丽敏在附近兜转。
到了晚上九点，王春锁的车经过路卡时，被截了下来。
这一回，是杨明才冒充缉毒警，又是查驾驶证，又是翻后备箱，好一番耀武扬威。
不多时，杨天勇赶到，连人带车一同押回了供气站的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