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开始安心改造，盼着早日重获新生。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日，劳教期满。
那位老乡果然没有食言，当天来把杨新海接了出去：“现在你自由了，我给你点路费，你回家吧。”
杨新海看了看身上那身破衣服，说：“我就这样回家？不嫌丢人吗？”
老乡劝他：“你已经离家好几年了，爹妈和兄弟姐妹都很想你，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崭新的百元钞票，“拿着吧，这是路费。到家看看，过段时间想出来再出来，怎么样？”
这位老乡可谓十分讲究、相当够意思了。
可杨新海理所当然地接过钱，连声谢谢都没说，转身就走了。
他没有回家，而是留在了石家庄。
他心里想的是：反正我也这样了，接着混呗。
白天在大街上闲逛，晚上在广场或车站找个地方一躺。
老乡给的一百块钱很快就花光了，他只好重操旧业，再次登上公共汽车，开始了扒窃生涯。
那位老乡人确实不错，后来联系杨新海的家人，想问问他回去之后怎么样了，一打听才知道，这小子压根就没回来。
于是这位老乡又开始有意无意地四处寻找他。
一天，杨新海正在车上行窃，手突然被人一把抓住了。
他吓了一跳：难道又遇到便衣了？这还让不让人活？
他抬头一看，原来是那位老乡，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老乡把他带回家里，苦口婆心地劝道：“新海啊，你也老大不小了，千万不能再这样瞎混下去了。春节快到了，跟我回家吧。你忘了，家里还有一朵美丽的荷花等着你呢。”
杨新海当时二十五岁，也是个成年男人了，他想有个家，有个女人。
就这样，他跟老乡一起回到了阔别五年的茅草屋。
家里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
见到父母兄弟，杨新海也没有久别重逢的亲切感，因为他这次回家的目的，是奔着荷花来的。
他还端起了架子，既不向父母说，也不跟兄弟姐妹谈。
他心里想的是：这样的事，家里人应该主动跟我谈。
你看父母都是历经沧桑的人，兄弟姐妹也都一个个长大成人，难道他们不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道理吗？难道他们就不知道我杨新海已经是一个过了婚嫁年龄的大龄青年吗？难道他们就不该关心关心我这个常年在外流浪的亲人吗？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杨新海总是要求别人应该对他怎么样，却从未想过自己应该为这个家付出点什么。
说得难听些，他连和房东那种事都做过了，还有什么可端着架子的？找对象娶媳妇是你自己的事，难道还要等着别人来求你？
用他那句经典的话来说，这事是不是也有点“不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