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迪斯停了一下，“霍顿女士说政治不是靠慷慨激昂的公开信改变的，是靠每一次让对手觉得拒绝比答应更麻烦的时刻。”
班纳特先生沉默了好一会儿。
“她说得没错。”他最终开口，“我在牛津的时候，有一次辩论社请了一位下议院议员来做演讲。
那个人当众说了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话——议会的每一次投票，本质上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如果你不能让对方看到你的胜利同时也是他的胜利，你就永远赢不了。
我当时觉得这句话太功利。后来活到了这把年纪，发现他只是把别人不愿意明说的事实说出来了。”
他抬起头看着伊迪斯，眼神里有一种很少出现在他脸上的认真。
“那应该就是所谓的共赢吧，让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伊迪斯若有所思地说。
“对！就是这样的。”班纳特先生很是欣慰女儿一点就通。
“也许我的想法不一定能成，不等于不该试。就算最后没成功，这两万英镑至少能让伦敦大学校董会正式讨论一次女性学位的问题。
他们讨论过，就会有记录，有记录就会有公开的文件，有公开的文件就会有报纸报道。报道出来，更多人会知道这件事。下一次再有人想推动同样的事，起点就比这一次高了一截。”伊迪斯说。
班纳特先生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
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他忽然说，“我认识几个在牛津和剑桥待过的老朋友。他们现在有的在教会，有的在律所，还有一两个在下议院。如果你需要别人帮你把话递到某些人的耳朵里，我倒是可以写几封信。”
班纳特先生站起来走到书架前。
他的手指在书脊上慢慢滑过，最后停在了一本深蓝色封面的旧书上。
他把书抽出来，翻了几页，从里面掉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纸质已经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
“这是我在牛津读书的时候留下的通讯录。”
他把信纸展开，指着上面几行名字，“这个人——爱德华·格雷，现在在上议院，是一个子爵的远亲。我记得他对国教会的特权一直不太满意，当年在辩论社里最常说的就是‘教会不应该管大学的事’。
还有这个人——亨利·克罗夫特，在伦敦大学的国王学院做过董事，后来因为跟校方意见不合辞职了，现在在伦敦一家律师事务所做顾问。他对女性教育不算热心，但他对法律程序非常了解，他也许是个可以在技术上提供建议的人。”
“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这些关系我走动的并不频繁，效果不会太好。”
“谢谢您，爸爸。”伊迪斯笑着说。
班纳特先生摆了摆手，重新坐回扶手椅里。
“你不用谢我，”他说，语气恢复了几分惯常的调侃，“我一个在乡下书房里窝了大半辈子的老绅士，能帮上的忙有限。牛津的规矩跟伦敦大学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通的：任何大学，说到底都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你把足够多的、有分量的人拉到你这边的名单上，条款自然会跟着变。”
“爸爸，您觉得我能做成这件事吗？”伊迪斯忽然问。
班纳特先生正在往烟斗里添烟丝，闻言停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