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雾还没有完全散，圣詹姆斯广场的石板路上铺着一层薄薄的水汽.
马车驶出伦敦的时候，郊外的田野开始从雾气里浮出来。
三月的英格兰乡村已经有了春意。
朗博恩还是老样子。
常春藤爬满了南墙，门前的石阶被踩出了温润的弧度。
班纳特先生站在门口，他看到班纳特太太、玛丽以及伊迪斯从马车上跳下来，脸上的笑意蔓延到眼角的纹路里。
在家里休息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上午，班纳特太太去拜访了菲利普斯姨妈，玛丽带上她的笔记本去乡间小路散步——她说要记录三月末朗博恩田野里的变化，然后把它写进自己的小说里，但伊迪斯怀疑她只是单纯想念那种没有任何马车声干扰的安静。
客厅里只剩下父女两人，班纳特先生把书房的门推开，示意伊迪斯进来坐下。
茶几上放着两杯刚沏好的茶。
班纳特先生在她对面坐下，把茶杯往她的方向推了推。
他没有急着开口，只是靠在扶手椅里，双手交叠在膝盖上，用一种父亲特有的、既审视又温和的目光看着小女儿。
“说吧，”他说，“你妈妈说你从伦敦专程跑回来，是为了跟我说一些事情。”
伊迪斯酝酿了一下语言，然后向班纳特先生说出了她打算向伦敦大学捐资两万以促进女性获得学位这件事
“爸爸，您上过牛津，对大学里面的规矩应该比我清楚。您觉得这件事，从牛津那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借用的经验？”
班纳特先生端起茶杯，沉默了一会儿。
他在犹豫怎么回答。
“牛津大学比伦敦大学老得多——那是十二世纪就有的东西，我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恰好赶上过一次宪章是否应该跟随时代变化而进行修改的辩论。”
他顿了顿，嘴角浮起一个淡淡的、带着一点自嘲意味的弧度，“当然，我只是坐在辩论社的角落里听，没有资格上台发言。但我记得那次辩论持续了整整一个学期，最后支持修改的一方失败了，因为不支持修改的主辩手的父亲是一位伯爵先生。”
伊迪斯安静地等着父亲继续往下说。
“那场辩论教会我一件事，”班纳特先生看着伊迪斯，“很多东西都不是靠道理赢的。是靠人。你得先搞清楚谁支持你、为什么支持你，谁反对你、为什么反对你，还有那些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人——他们也很关键。”
“我在伦敦跟霍顿女士和布朗女士谈过一次，她手里有一份名单，是她这些年攒下来的人脉。她愿意用这些人脉来支持这笔捐资背后的政治游说。”伊迪斯说。
班纳特先生挑了挑眉。
他显然没想到当年朗伯恩的家庭女教师已经变成了政治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