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在说“是我带的头”，每一个人都在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没有人退缩，没有人沉默，更没有人像孟校长预想的那样站出来指认张一凡。
这群十七八岁的少年，平时会为了食堂少打了半勺菜而抱怨，会为了早读太困而被罚站而腹诽，会为了周考排名掉了几名而互相较劲，但当真正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退缩。
他们用最笨拙也最有力量的方式告诉孟校长。
你想找替罪羊，没有。
我们所有人，都是那只羊。
宗文站在张一凡身边，偏头看了他一眼，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了句：
“一凡，你看到了吧？没有一个人说是你。因为你做的事，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从昨天你在食堂帮我们要说法，到今天你帮老太太捡茶叶蛋，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为了自己。所以现在，也没有人会为了自己出卖你。”
张一凡没有转头。
他的目光越过面前层层叠叠站出来的同学，越过那些攥紧的拳头和涨红的脸，越过满地的烂菜叶子和碎玻璃，落在孟校长身上。
孟校长依然站在台阶下，金边眼镜后面的表情从笃定变成惊愕，又从惊愕变成了一种他努力压制但怎么都压不住的恼怒。
他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手指在裤缝边微微发抖。
他想过张一凡可能会辩解，想过可能会有几个学生出来替张一凡说话，甚至想过可能会有学生为了撇清关系而主动揭发。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站出来的人不是几个，是所有。
不是揭发，是抢着顶罪。
他当了十几年校长，头一次觉得自己站在了一堵墙面前。
不是砖砌的墙，是几百个十八岁的年轻人肩并肩站成的墙。
推不倒，吓不退，分化不了。
他从老北京布鞋底一直凉到了脊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