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杰顿先生不得不把柜台后面的那间储藏室腾出来。原来堆着的那些纸张、账本、旧书，被搬到了走廊里，摞得高高的，像一堵摇摇晃晃的墙。
储藏室里摆上了几张长桌，桌上码着那些信件，按日期分好，按题材分好，按寄信人的地区分好。
店员们从早忙到晚，拆信，登记，分类，码放。手指被信封边缘划破了，贴上小块胶布继续干。墨水用了一瓶又一瓶，登记册写了一本又一本。
可那些信还在来。
像是全伦敦都在给他们出版社写信。不，不只是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布里斯托尔，爱丁堡，都柏林。
那些信封上的邮戳，像一张一张的地图，把整个不列颠都连起来了。埃杰顿先生有时候站在储藏室门口，看着那些越堆越高的信件，觉得有些不真实。
他在这一行干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那些从来不会走进出版社大门的人，那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字能被印在纸上的人，现在都在写信。写给他们。
到了五月，连海外都有人来凑热闹了。巴黎，汉堡，罗马，还有一封从纽约寄来的，信封上贴着美国的邮票，邮戳模糊了，不知道在路上走了多久。
埃杰顿先生拿着那封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他把信拆开，里面是一篇用英文写的游记，写的是哈德逊河上的日落。
字迹有些潦草，可那些句子，一笔一画都很用力。他把信放在桌上，对店员说：“登记。美国，纽约。游记。”
六月三十日，截稿日。
那一天，出版社收到了整整十二麻袋的信件。店员们从早上忙到天黑，又从黑忙到天亮。煤气灯点了一整夜，把那些来来往往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出永远不会散场的戏。
埃杰顿先生坐在柜台后面，看着那些信件像潮水一样涌进来，觉得自己不是在出版社工作，是在守着一个港口。
埃杰顿先生最终还是租了一间仓库。
不是他想租，是实在放不下了。那间储藏室早就满了，走廊里也堆满了，连他的办公室里都摞着好几摞，高得快要顶到天花板。他每天走进去，要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从那些纸堆中间穿过，像穿过一道一道的窄门。
仓库在柯曾街后面的一条巷子里，原来是放木材的，空了大半年。他让人打扫干净，摆上几排木架子，把那些信件一箱一箱地搬进去，码好。
每一个箱子上都贴着标签——小说，诗歌，散文，游记。
伦敦，英格兰北部，苏格兰，爱尔兰，欧陆，美国。
他站在仓库中央，看着那些箱子一排一排地码着，从地面一直码到快顶到房梁，忽然有些恍惚。
他锁上仓库的门，把钥匙放进口袋里，往回走。巷子很窄，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把天空切成一条细长的、灰蓝色的带子。他的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回响着，一下，一下，不急不慢。
截稿之后的日子，埃杰顿先生没有立刻去找玛丽。他知道她在忙别的事——王储那边的慈善基金，还有她自己的新书。
他把仓库里的信件又整理了一遍，请了几个临时工帮忙拆信、登记、分类。
那些临时工坐在仓库里，从早忙到晚，把那些信一封一封地拆开，登记好，按题材分好，再放回箱子里。
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信。他们说，有些人写了厚厚一叠，有些人只写了几页。
有些人用的是最好的信纸，有些人用的是从账本上撕下来的纸片，背面还印着模糊的数字。
有些人字迹工整得像印刷出来的，有些人歪歪扭扭的，像小孩子刚学写字。可他们都在写。都想让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