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嘴角弯了一下。
那是她很久以来，第一次笑。
不是开心的笑，不是轻松的笑。是那种——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之后，才会有的笑。
是那种，在黑暗里走了很久，忽然看见前面有一盏灯时，才会有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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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简和伊丽莎白发现玛丽有点不一样。
说不上是哪里不一样。她还是不怎么说话，还是喜欢一个人待着，还是会在饭桌上发呆。但她眼睛里那种沉沉的、让人担心的东西，好像淡了一点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一层灰色下面，悄悄地亮了起来。
“玛丽今天好像……”简想了想，手里的绣花针停了一下，“好像轻松了一点？”
伊丽莎白看了一眼正低头吃饭的玛丽。
“也许吧。”她说。
她没有问为什么。简也没有问。
她们只是看了玛丽一眼，然后又各自做各自的事去了。
玛丽听见了，但没有抬头。
她的手伸进裙子口袋里，摸了摸那本薄薄的书——她偷偷带出来的，藏在身上，随时可以摸到。书页已经旧得发脆，封面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字，但那些字在她心里。
《为女权辩护》。
另一个玛丽写给她的。
窗外，十一月的阳光照进来，淡淡的，冷冷的。
但她的手心里，有一点温热。
那之后的日子，玛丽像变了一个人。
班纳特先生最先注意到这一点。
倒不是说她变得活泼了——她从来也不是个活泼的孩子。也不是说她变得爱说话了——她本来话就不多。而是……她不往书房跑了。
那些堆在地板上的大部头，那些关于法律、关于习俗、关于女性地位的沉重著作，她一本一本还回了书架。最后一次她把《女性境况考》放回原位时，站在书架前愣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再也没碰过它们。
班纳特先生从书本后面抬起眼睛，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心里隐隐松了一口气。
那些书不是给九岁孩子看的。甚至不是给任何女性看的——写那些书的人，本也没打算让女性读懂。他不知道玛丽从那些书里看出了什么，但那些日子她坐在书房地板上的样子，让他想起某种被困住的小动物——不挣扎，不叫唤，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眼睛里有一种让人不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