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盒子里的怪物出来了，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就把它塞回去。”
“那怎么办？”特纳建筑代表问，“暴力抗议在蔓延。”
“如果死人，如果演变成种族暴乱……”
“那就控制叙事。”福特三世走到窗前，看着下面灯火辉煌的曼哈顿，“我们需要更多的盟友，媒体，学术界，政客。”
他转身说道：“我们可以资助大学进行研究，证明难民劳动力有助于抑制通胀。”
“我们可以赞助电视节目，讲述难民勤奋工作的感人故事。”
“我们可以游说国会，推动临时工作签证永久化立法。”
“还有，”他顿了顿，“我们还可以分化那些反对者。”
“把保护美国工人塑造成种族主义排外。”
“把经济问题变成文化议题。”
他走回座位：“记住，我们有资本。”
“而资本，在这个国家，最终会赢得战争。”
会议在午夜结束。
当这些人离开时，他们不再谈论利润数字，而是开始分配任务：谁负责媒体，谁负责政客，谁负责学术背书。
而在底特律的廉价汽车旅馆里，杰克·米勒正在用最后的钱购买油漆和木板。
他要做更大的标语牌。
在休斯顿的工地棚屋，拉杰什·辛格正在记录本周工时。
布洛克刚刚告诉他，因为“工作效率突出”，他的时薪涨到1.5美元。
代价是，他必须确保其他工人“不会偷懒”。
在芝加哥南郊，比尔·亨德森正在策划一场全国性的“工人尊严大游行”，路线从底特律到华盛顿。
而在西贡，龙怀安看着杨永林递上的最新报告，微笑：
“看，美国正在学会一课：当你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时，连人也会变成商品。而商品，是会反噬主人的。”
窗外，九黎的语言学校里，新公民们正在考试。题目之一是：“请论述国家认同与经济利益的关系。”
世界的另一端，这个关系正在以最血腥的方式被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