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生意不好做，楼下只坐了三四桌客人，有的在下棋，有的在磕瓜子聊天。
余则成上了二楼，挑了一间靠窗的包厢坐下。
“老板，一壶龙井，两碟花生米。”
伙计应了一声，很快把茶水端了上来。
余则成倒了一杯茶，坐在窗边，看着楼下海河边上的景色。
河面结了冰，冰上有几个小孩在溜冰玩儿，嬉笑声顺着风传上来，听着远，又像是在耳边。
六点四十分。
六点五十分。
六点五十八分。
余则成的手指在茶杯上叩了两下。
他在心里想象着等一下推门进来的人。
也许是一个像秋掌柜那样精明干练的老江湖，穿着低调的长衫，眼神锐利但不外露，说话简洁有力。
也许是一个像左蓝那样知性沉稳的女同志，穿着旗袍或学生装，谈吐得体，一看就是受过教育的人。
延安派到敌占区来的联络员，总该是挑过的精兵强将吧。
七点整。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
不是轻巧谨慎的脚步声，而是咚咚咚的，像是有人穿着一双不合脚的硬底鞋往上冲。
包厢的门被推开了。
余则成站起身来。
门口站着一个女人。
三十来岁，圆脸，皮肤黝黑，穿着一件花布棉袄，袄上的扣子系错了一颗，头发在脑后胡乱挽了一个髻，几缕碎发贴在额头上，满脸通红，像是赶了很远的路。
她的眼神在包厢里乱转了两圈，最后落在了余则成身上。
“你就是余则成？”
嗓门大得像是在隔着一条河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