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三千人在福州城下打残了，打没了，那红七军团就会像被抽掉脊梁骨的人一样。
往后哪怕收再多的俘虏、补再多的新兵，这支队伍也经不起一场像样的硬仗。
所以周泽远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仗要打，福州城要敲，但绝不能拿这三千人的命去填城墙根。
这个时候，佯攻的作用性就凸显了出来，多了一个攻击方向，就能极大的牵扯敌人的兵力。
而事实上，不光胡天桃压力山大，周泽远这边也不轻松。
闽侯到福州，不过二十多公里。搁在平时，新兵蛋子撒开脚丫子跑，十个小时怎么也能跑完全程。
但账不能这么算。
国民党在沿江一线修了一串据点，像是拴在路上的锁扣。每个据点里人不多，一个排就顶天了。
但位置卡的很刁，全部是在道路两侧的险要地带，机枪口正对大路，你不把它拔掉，队伍直愣愣的往前闯。
那碉堡里的国军就能痛痛快快的打一场移动靶，几乎等同于草菅人命。
正常来说，一个据点就算守得不那么拼命，拖住敌军个把小时，那是绰绰有余。
国民党那边也是这么盘算的。几十里路，几十个据点，一个一个拔过去，等红军啃到福州城下，少说也要两三天。
到那时候，二六一旅已经到了，援兵站稳了脚跟，城防也就固若金汤了。
这个算盘打得不算错。
按常理，确实如此。
但周泽远这个人，偏偏就不在常理的范畴之内。
为了确保部队的行动效率，他亲临一线，对敌军的据点挨个“点卯”。
每到一处堡垒或哨卡前，周泽远也不急着让机枪手架枪，只示意身边的警卫员举起铁皮喇叭，朝对面黑暗中喊话：“喂！对面的弟兄听着！我们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让你们当家的出来说话！”
对面据点过了一会儿，有人硬着头皮接了话：“我就是这里管事的！你们想干什么？”
对周泽远而言，只要对面的指挥官回了话，基本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他可以借助自身灵敏的听觉，确定对方的方位，加上情绪感知能力。
这名指挥官是恐惧还是愤怒？是兴奋还是贪婪？完全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