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5日，星期一。
华盛顿，早晨七点整，电话会议。
"各位都到了吗?"保尔森的声音沙哑而低沉。
电话那头依次传来回应：
"本·伯南克，美联储理事会。"
"蒂姆·盖特纳，纽约联储。"
"希拉·贝尔，FDIC。"嗓音里带着一丝疲惫。
"克里斯·考克斯，SEC。"语气出奇地平静。
最后是一个微妙的停顿，然后才响起那个所有人都在等待的声音：
"维克拉姆·潘迪特。花旗集团。"
保尔森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接下来的对话将决定美国金融体系在今天收盘前，是继续维持表面的秩序，还是彻底滑入无法控制的深渊。
"维克，我们开门见山。"
保尔森没有任何寒暄，直接切入主题，语气里的每一个字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
"现在我不关心那个报告是谁发的，我只想问：那份报告里的数字——约三千亿美元高风险资产池、不到三百亿美元的TCE——是真的吗?"
（TCE，有形普通股权益=总资产-无形资产-总负债-优先股；TCE为负意味着实质性破产或者资不抵债。）
电话那头，纽约公园大道399号花旗集团总部45层CEO办公室。
维克拉姆·潘迪特面前摆着一沓厚厚的文件。那是花旗风控部门和法务部门连夜赶出来的"紧急应对材料"。
他的CFO约翰·格斯普奇和首席风险官布莱恩·莱奇分别坐在他的左右两侧，脸色都像刚从停尸房里走出来。
潘迪特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汉克，那份报告是匿名的、未经审计的、充满了恶意猜测的——"
"我他妈不是在问你对报告的评价。"
保尔森打断了他，声音冷得像冰窖，
"我在问你，那些数字，是不是真的。三千亿，三百亿。是，还是不是?"
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盖特纳在纽约联储总部的办公室里，盯着面前的那份花旗Q2财报，眉头紧锁。伯南克在华盛顿联储总部，正在用钢笔的笔尖极其缓慢地转动着一张便签纸，那上面写满了他刚刚反复计算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