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三百户被征地农民中的十七个家庭，苏晚在过去几个月里逐一采访过。有人的房子被强拆后住在桥洞下面三年，有人因为补偿款被截留交不起孩子的学费，有人拿着白条去市政府讨说法被保安打断了两根肋骨。
每一个家庭一段话，不煽情，只陈述事实。最后附上一张照片——十七份空白的补偿协议书，签名栏是空的，盖章栏却盖满了市开发区管委会的公章。
意思很清楚：钱批了、章盖了、人没拿到。
早上七点，第二篇上线。
这一次不是百万阅读量的问题了。到中午十二点，全网累计阅读量突破三千万。不是因为苏晚的文章写得多好，而是因为那十七个家庭的遭遇，戳中了太多人的痛处。
临江市委大楼周围开始聚集人群。不是有组织的，是附近小区的居民自发过来的。有人举着手机在直播，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文章在念给不会上网的老人听。
周永胜的电话被打爆了。
省纪委的电话、市委书记的电话、市人大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每个电话的意思都差不多——“永胜同志，网上的事你看了吗？组织上需要你做一个说明。”
周永胜知道“说明”是什么意思。
不是让他解释，是让他交代。
他把所有电话设成了静音，锁上办公室的门，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黑色皮包。皮包里是三本存折、两个U盘和一叠现金。
他的手在发抖。
做了二十年的官，见过无数人倒台，他一直以为自己不会有这一天。沈同辉在的时候，他觉得天永远不会塌。马文龙在的时候，他觉得下面的事永远不会翻上来。
现在沈同辉进去了，马文龙进去了，他成了裸露在外的最后一截树桩。
那个打电话给他的机械音说得对——他只剩最后一条路。
周永胜拿起私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老张，你那条船还在码头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周哥，你要用船？”
“今晚。天黑以后。你开到三号渔港码头，等我。”
“周哥，外面风浪大——”
“五百万。现金。你干不干？”
又是一阵沉默。“几点？”
“晚上九点。”
周永胜挂了电话，开始收拾东西。他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旧夹克，把存折和U盘分散塞进不同的口袋里。镜子里的那张脸灰败浮肿，哪还有半点副市长的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