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方才正方二辩说，差异不能推导出不平等。我承认。但差异也不能被无视。男子与女子在体力上的差异，在心理倾向上的差异，是科学观察的结果，不是我方的发明。”
“基于这些差异，我方认为，女子教育应当更注重家政、护理、育儿等实用技能，而非与男子挤在同一套学术标准里争高下。这不是把女子关在门外，是给女子开一扇更适合她们的门。”
台下圣约翰的学生堆里有人点头。
第一排中间那位老先生在评分纸上记了一笔。
“正方一辩说，这不是道理，这是偏见。这句话很动听，但动听不等于正确。教育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道德问题，它是经济问题，是分配问题。”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社会的教育资源都是向一部分人倾斜的。雅典的公民教育只限于自由民男子，奴隶和女子都被排除在外。”
“日本把女子教育定位为‘贤妻良母’，英国的公学制度从建校起就不收女生。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经验。”
“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分配问题，因此，我方的观点是，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中国应当优先保障男子的教育权利，女子教育应当以家庭实用为限度，而不是盲目追求与男子同等的教育权利。”
他鞠躬后坐了下来，圣约翰的学生们鼓了一阵掌，很整齐，不像明德那边零散而热烈，但沉稳有力。
明德这边，张德惠低声说了句什么，少微没有听清，只看见她翻了个白眼。
少微心道，这个人不好对付，他把整个辩题重新定义了，把“应不应该”替换成了“能不能”，把“平等权利”替换成了“资源分配”。
一旦进入他的框架，正方就会变成在替女子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不是在论证一个基本的公平。
他在用自己的框架，预判和封堵她接下来可能的方向。
所以辩论的本质从来不是谁更有理，而是谁能定义舞台的规则，而她必须拆掉这方台子。
现在全场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
少微站起身，先朝主持人、评委各鞠了一躬，才缓缓开口：“反方三辩刚才用古希腊、日本、英国来论证教育从来不是平等分配的。”
“他说的是事实，但他只说了事实的一半。他告诉了我们教育资源总是向一部分人倾斜，却没有问一句：谁在做这个倾斜的决定？”
“古希腊的教育资源是谁分配的？是男性公民。”
“日本明治维新的教育政策是谁制定的？是男性官僚。”
“英国的公学制度是谁设计的？是男性议员！每一次，站在分配位置上的人，都是男子！”
“可见这个分配顺序根本不是什么客观规律，它只有一个标准——谁站在分配者的位置上，谁就优先。你们站在那个位置上太久了，久到已经忘了这个排序是你们自己排的！”